



本组文/本报记者 朱道衡
本组图/本报记者 杨进福
一件件泛黄的实物、一张张老照片,揭开一段段几乎被时间淹没却依旧滚烫的故事……昨日上午,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一场充满情感的座谈会在鼓浪屿侨联楼3楼举行。鼓浪屿街道侨联邀请多位华侨先贤后代,分享了他们先辈在抗战中不平凡的故事,共同追忆那段烽火岁月。
陈珊轮的水壶 陪伴他多次飞越“驼峰航线”
座谈会现场,陈兆敏带来了一只斑驳的军用水壶,它的主人是父亲陈珊轮——一位曾翱翔在“死亡航线”驼峰航线上的飞行员。
1941年,陈珊轮考入厦门大学,面对日军战机的狂轰滥炸,毅然投笔从戎。1942年,他成为“飞虎队”选送美国学习的中方学员,学成归国后前往昆明。
昆明巫家坝机场是“飞虎队”的主要基地,也是当时盟军空战指挥的大本营所在地,还是著名的“驼峰航线”中方一侧的云南终点站。陈珊轮转入“中美联合印中空运大队”服役,最初担任副机长,后升任机长,参与了驾驶DC-46、DC-47运输机,飞越“驼峰航线”,从事油料等战略物资的转运工作,成为抗战生命线上的一名物资运输保障者。
“这条航线气候恶劣、地形复杂,是二战最危险的空中通道之一。”陈兆敏说,“父亲每天往返多次,在地面仅休息一小时便再次升空。”这只水壶陪伴他飞了无数个来回。
1945年,年仅23岁的陈珊轮退役后,回到厦门大学继续完成学业。毕业后,他终生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陈珊轮几乎从不向家人提及这段经历。“父亲胸口有一道巴掌大的疤,左手臂上也有。小时候问他,他只说是烫伤。”陈兆敏和大姐陈珏宁都记得那些伤疤,但直到后来才明白它们所代表的生死往事。
如今,陈珊轮的精神在家族中得以传承——他的一名孙子,已成为厦航的一名机长,驾驶着民航客机翱翔蓝天,续写着家族与“飞行”的不解之缘,也将先辈的勇气与担当,以新的方式延续下去。这只充满年代感的军用水壶,不仅是陈家的传家宝,更成了铭记历史、传承精神的重要载体,提醒着后人不忘先辈们在烽火岁月中的付出与奉献。
雷文铨绘制的地图 帮民众更好抵制日货
雷晶晶展示的是一张泛黄地图,这是她的先辈雷文铨1932年为晋江县石狮区抗日救国会绘制的“晋江惠安仙游三县沿海仇货入口地图”。
地图绘制在硫酸纸上,详细标注了当地沿海曲折的海岸线、仇货首要入口处或销售处、我方县城及重要城镇、主要河流、交通干道(汽车路)…… “这是近些年首次公开展示这张地图。”雷晶晶说。
什么是“仇货”?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工程师吴晓雯介绍,“仇货”主要指战争时期敌对国家的商品货物。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海外华侨纷纷组织各类“抗日救国会”,抵制日货、募捐资金,动员华侨回国参战,各地大大小小的抗日救国会,成为海外支援抗战的重要力量。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菲律宾华侨史》记载:1931年—1933年的华侨抗日爱国运动,另一重要行动就是抵制日货。这次抵制运动的特点是坚持时间长,规模大,范围广,且家喻户晓,行动坚决……凡购办仇货者,该项仇货应捐充救国储金。
“这张地图应是为爱国华侨团体抵制日货而绘制。”吴晓雯说,“它直观展示仇货来源、运输路线和销售地点,帮助民众更好组织抵制行动,也为检查人员提供参考,对港口、商店等地点进行针对性检查。”
这张看似简单的地图,在抵制日寇经济侵略、激发爱国热情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吴晓雯说:“它是民众抗争的有力见证,是经济战线上的‘侦察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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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文铨:
“抗战生命线”筑路人
雷文铨是谁?他1887年生于鼓浪屿雷厝,是厦门最早一批晚清公派留学的工程师之一,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作为中国近代工程事业的先驱,他一生涉足铁路、公路、水利、土木与建筑等众多领域。
抗战时期,雷文铨奔波全国各地,曾任京衢铁路(南京至衢州)河沥溪总段长,之后又被派往我国西南地区,参加抗战交通线的建设,历任滇缅铁路工程师、西南运输公司总工程师及贵州省建设厅技正等职。
雷晶晶展示了一张1940年雷文铨在昆明的照片。“这是他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张照片,”她说道,“因为长期在恶劣条件下工作,积劳成疾,抗战胜利前后,他在缅甸病逝。”
雷晶晶回忆,家中长辈曾告诉她,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总理曾派人到雷文铨的侄女雷怜伶家中,寻访雷文铨下落。得知他已为国捐躯,寻访专员惋惜叹道:“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