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业岭
南方的滨海城市，八月的天儿一天比一天热。窗外的凤凰木被晒得叶子发蔫，脖子上的汗珠一滴滴滚进领口，我禁不住生出几分烦躁。
下班路上，我急匆匆往家赶。路过全季酒店时，无意瞥见一位中年男人坐在台阶上，悠然自得地啃着一根冒冷气的冰棍，“咔嚓咔嚓”咬得脆响。我不由多看了他一眼，他迎着我笑了笑：“老冰棍，在我们那儿一毛钱一根，在城里得一块五哩！”他一口浓重的安徽口音，衬衫敞着怀，后背早被汗水洇湿了一大片。或许是感同身受，我放慢脚步，陷入了沉思。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农村家家户户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小学四年级暑假，为贴补家用，我借了邻居的破旧冰棍箱，用布头简单包了包，又向大人“赊”了几元钱，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到七八公里外的镇上“进冰棍”——老家话里，“进”就是“批发”的意思。一毛钱能买五根，农忙时一根卖五分钱。为薄利多销，我允许乡亲们用鸡蛋换。箱子一掀，白雾扑在脸上，那股凉丝丝的舒爽，至今难忘。
“要几根？”成了我的口头禅。起初羞于吆喝，后来眼见生意渐好，那点腼腆早抛到九霄云外。受我影响，村里的小伙伴们也陆续推着冰棍箱上了路。
有一回，我独自骑车去了二十多里外的小山村。推着车走遍每个角落，见人就问，却无人问津。又累又渴时，我犒赏自己啃了根冰棍。突然，一头小牛犊疯跑过来，我连人带车栽倒在地，车架正压住我瘦小的身子，想站起来是很困难的。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伯赶来扶起车，我执意送他冰棍，他却摆手拒绝。
或许因太穷，这村子都没人愿意掏钱买冰棍。眼看箱里的冰棍渐渐化成水，我索性逢人就送。接过冰棍的村民咂着嘴说“甜”，可我回家后难免挨了数落。但再去时，他们竟互相招呼着，不出一个时辰，冰棍便卖光了。
如今回想，那些烈日下的吆喝、化水的冰棍、老伯皴裂的手掌，仍历历在目。那个夏天，贫瘠的日子里，涌动着最本真的快乐与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