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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邬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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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资料图（除署名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厦门接受日军投降相关事宜也随之提上议事日程。不过这一重大仪式性事件，最终推迟了一个多月之久，直至当年的10月3日才完成厦门的全面接收，其间发生了什么波折？
在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记者近日跟随厦门本地文史研究者再次前往当年位于鼓浪屿的受降点，试图发掘当年厦门受降的更多细节，尽可能还原更多幕后的故事。
第一次受降
●时间：1945年9月28日
●地点：鼓浪屿海滨旅社旧址（现鹿礁路2号）
●厦门受降代表：海军少将李世甲、厦门要港司令刘德浦
第二次受降
●时间：1945年10月3日
●地点：柏原旅社（现民主大厦）
●厦门受降代表：厦门受降主官严泽元、厦门市市长黄天爵
一波三折
首次洽降为何让日军换人来谈？
时任福建省保安处处长严泽元是当年的主受降官。石码与厦门隔海相望，是当时漳厦间交通的咽喉，严泽元指定石码为接见地点，令日方请降代表在1945年8月28日到石码商会会所洽降。
但第一次洽降，严泽元就要求日军换人来谈。当年参与受降的厦门水警第二大队副大队长李度青，生前曾多次接受本报采访。据他回忆，严泽元当天全副戎装，在会所接见了日方海军少佐驹林力和厦门总领事永岩弥生，但问到日方代表的军阶和职务时，发现对方级别太低，且没有携带身份证明，便马上命令他们返回，换人来谈。
次日，驻厦日军最高司令部指挥官原田清一不敢怠慢，派出海军大佐松本至石码再度请降。当天下午3时30分，中方当场宣读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省政府给原田清一的两份备忘录。李度青说，松本接过备忘录签字时，双手发抖，面色惨白。
受降仪式为何一直拖延？
据李度青回忆，请降仪式后，中方本应立即接管厦门，但当严泽元派人至厦门与日方协商接管事宜时，却遭到原田清一的拒绝。他当时给出的理由是：厦门是海岛，应由海军接收，而严泽元是陆军长官。另有资料显示，对厦门的接管，国民党内部有多方势力介入，各有心思，相互掣肘——就这样，各方就接管问题僵持不下，接管人选迟迟未定。
事情一直拖到9月下旬，最后确定厦门受降改由海军主持，海军少将李世甲获命负责厦门受降事宜，并由担任厦门要港司令的刘德浦少将协助。
当时明确的是，海军接收范围仅限于原厦门要港司令部、厦门要塞、海军机场、厦门造船所、海军医院和海军电台等几个机构，其余地方行政单位，诸如金融、海关、税务、司法、邮电等均不过问，由省政府自行派员——后来由严泽元负责接收。
受降地为何选在海滨旅社旧址？
据相关史料记载，在确定日军在厦投降改由海军主持后，刘德浦就带领一些随员，于1945年9月24日从上海乘专机飞抵厦门，后转到漳州与李世甲会面。随后，李世甲令刘德浦以接收指挥所名义，向原田清一发布关于厦门、金门、鼓浪屿、白石炮台要塞与飞机场及厦门日军投降接收的训令。
据此，刘德浦命令原田清一立即编写投降官兵花名册和舰艇、军械、弹药、物资等清单，并确定于9月28日在鼓浪屿海滨旅社旧址（现鹿礁路2号）举行受降仪式。
近日，厦门文史研究者李世伟特地带记者重走海滨旅社旧址。如今，海滨旅社旧址已被用作酒店，这栋两层半高的楼房，一楼大厅被设计用作餐厅，二楼以上皆为客房。李世伟推断，当年的仪式应该是在一楼大厅举行的。
他说，这座楼建于20世纪30年代左右，“楼房东濒鹭江，满潮时海水漫堤，小艇可直驶进东门。”也就是说，这里的交通、保卫条件相对来说较好，这或许是当年选择在这里举行受降仪式的重要原因。
为何要进行二次受降？
五年前，本报记者曾采访过时任集美区政协文史顾问的杨柳。据杨柳介绍，在李世甲、刘德浦完成海滨旅社旧址受降仪式后的第五天，也就是1945年10月3日，厦门受降主官严泽元与当时刚上任的厦门市市长黄天爵等人乘坐专轮从漳州石码抵厦，准备在柏原旅社（现民主大厦）完成二次受降，接收厦门地方行政单位等机构。
杨柳说，当时国民党有两套管理系统，一套是海军管理系统，另一套是行政管理系统，所以才有两次受降仪式。
据李度青回忆，1945年10月3日中午11时许，“三艘汽船同时到达厦门港，但见码头上聚集无数厦门同胞，挥手欢呼，万头攒动。严泽元传令三艘汽船先在海面环回三圈，用以报慰沦陷七年三个多月受难同胞之渴望。这时岸上同胞更是欢声雷动。然后三艘汽船停靠在厦门第五码头登陆。”当他们步出轮船时，日军善后联络部部长原田清一、总领事永岩弥生等人，皆恭立码头、曲身致敬。
另据厦门文史专家洪卜仁生前接受采访时介绍，受降仪式后，严泽元还给日方安排了任务。洪卜仁说，厦门百姓看到原本零散分布在厦门的日军一大早就集合起来，拿着扫把等工具，在厦大、中山路的大街小巷里打扫卫生，一直到美方派来的军舰将他们接走为止。
1945年10月4日上午10时，厦门市政府及所属机关职员队警百余人，前去接收伪市政府与伪警察局。在一系列相关事宜完成后，厦门的接收和接管宣告就绪。
庆祝胜利
厦门百姓喜搭台楼
洪卜仁曾提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厦门可谓万人空巷。他回忆，大家当时奔走相告“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胜利啦！”平静的街面顿时沸腾，到处张灯结彩，鞭炮声响彻岛内外，“8月15日这一天，鼓浪屿和厦门岛，到处可以听到持续不断的鞭炮声和欢呼声。这一天，我从鼓浪屿搭小船到厦门岛，从轮渡码头上岸，走不多远，就可以看到中山路原工商联（今黄则和花生汤店）前的马路上，有人在准备搭制庆祝抗战胜利的台楼。再隔几天，中山路今新华书店门前、大同路大元路口、开元路磁安路口等处，都已耸立了庆祝抗战胜利的台楼，到处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
据洪卜仁回忆，搭台楼是当时民间最主要的庆祝方式。在中山路、大同路、轮渡、鼓浪屿等许多地方，台楼随处可见。它们以与马路同样的宽度横跨路面，通常有两层楼高，写着大大的庆祝语：“欢呼胜利，庆祝胜利！”台楼全部用竹子搭成，分为正反两面，中间腾出一排空间，装上灯泡。洪卜仁说，一到晚上，就把灯泡拉亮，透过竹子之间的空隙，台楼两面的庆祝语就都能看清楚了。
厦门文史专家杨纪波生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曾提到当年听到抗战胜利消息的那一刻。他说，全家人都异常激动，马上焚香告慰祖父（厦门沦陷后被日军注射药物害死）的在天之灵。他的老父亲则泪流满面，回顾沦陷期间的辛酸，叹道：“可怜最是小儿女，随父艰辛尽八年！”
接管之后
日俘日侨都去哪儿？
事实上，受降仪式看起来简单，但是后续要处理的问题异常繁杂。李度青曾提及，严泽元当时在接受日军请降时曾向日方提出三个要求：“一是命令日方长官必须尽快清理九龙江江水里的水雷；二是必须清理好厦门各单位的名单，不允许额外的财物流失；三是必须登记好各单位的人员名单，好日后清算汉奸。”现在来看，这些要求正是出于对后续接管复杂局面的长远考虑。
首先是厦门的日俘、日侨。当时厦门有多少日俘、日侨？据1945年11月11日严泽元和刘德浦共同署名发给上级的电报，当时厦门共有日俘2778人、日侨910人。日俘主要集中在厦门大学，由海军要港司令部派员监督看管，而日侨先是分住6处，后被安排在4个集中所，每所各设有代表，由厦门市政府派员监督管理。
相关资料记载，遣返日俘、日侨的工作由第三战区日本官民管理处厦门管理所负责，厦门港口运输司令部执行，并由国民党党政军宪机关、海关、社会团体、厦门大学的代表和驻华美军代表组成具体工作班子。
1946年2月2日，厦大集中所的日俘经清点后被送上美国军舰运载回国，其中19人因犯有战争罪行，被暂时扣留，候报省政府核示审批；日侨的遣返始于2月8日，他们分别从4个集中所到原太古码头集合，分批登上小艇，再转运至停泊港外的日本轮船“院柴丸”号回国。
汉奸下场如何？
抗战胜利后，附逆汉奸自然没有好下场。
厦门接收和接管事宜就绪后，附逆汉奸如伪市长李思贤、伪经济局长卢用川、伪财政局长金馥生、伪禁烟局长林济川、伪教育局长叶则庵、伪市府秘书长陈见园、伪秘书长张修荣、伪金门特别区署长王廷植、伪金门特别区署科长王天和、伪开发公司董事蔡文篇、伪稽征所主任陈刚池、伪法院书记长郭光斗、伪警长傅炳宽等被一一拘押审讯，皆得到应有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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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军刀的故事
据李度青回忆，他当时抵厦后的首要任务，是将队伍带回水警大队驻地，准备接受日方移交。当他带着30多名水警开往位于厦门开元路口的日伪“水警处”大厦（原水警第二大队警部），李度青把当时掌握财产的“水警处司法科科长”岗健之进叫来清点人员和财物。
交接完毕后，岗健之进的一个举动让李度青颇感意外。“他突然转过身，说有东西想交给我。”李度青回忆，岗健之进说完就取出三把军刀，恭敬地交给李度青。岗健之进告诉李度青，其中有一把是他的祖传宝刀，军刀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象征，他自己一直舍不得用，现在他想将刀交给中国。李度青接下刀后，岗健之进再次向他行礼。“这三把军刀，代表日军完全意义上解除了武装。”李度青这样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