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里，母亲指着广告牌上的“脆”字问道：“左边一个月字，右边……这个字怎么念？”这是她多年不变的习惯——看见似识非识的字，总要问个明白。
“念cuì。”我解释道，“就是东西放嘴里咬一口，那种爽牙的感觉。”“哦，念 cuì，这么写蛮复杂！”母亲恍然。她熟悉“脆”的口感，常夸榨菜爽脆。“奶奶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啊。”一旁的女儿对百岁奶奶的好学劲儿满是敬佩。
母亲生于1925年，曾是文盲。听到我们夸她“会写名字会打算盘”，母亲开心地笑了。
“过去，重男轻女，我们女孩子没学上，几乎都是文盲。”母亲语气自豪，“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办夜校，利用冬夜农闲教识字、算术、打算盘。我知道没文化要吃亏，就咬牙坚持。可惜没多久夜校停了，不然我还能认得更多字哩！”母亲话里不无遗憾。
崇文重教，是流淌在中国人血脉里的基因。在那个年代，父母们饱尝无文化之苦，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但凡有机会，倾尽所有也要供子女读书。母亲也是如此。家境艰难，她与父亲两人省吃俭用，咬牙送六个子女去学工、学徒、学文化。孩子们勤奋努力，最终都成了有技能、有知识的人，这成了母亲大半辈子的骄傲。
“原来奶奶上过那样的学校呀！”女儿听得入了神。她或许不知，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文盲率高达80%以上。1949年后的二十年间，一场由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的扫盲运动席卷全国。经过不懈努力，全国约五分之一人口脱盲，创造了人类史上的奇迹。母亲有幸搭上这趟列车，从文盲队伍中昂首“毕业”了。
“上个夜校就学会这么多，奶奶你真会学！”女儿满眼钦佩。“嘿嘿，我是努力，不过老师更厉害！”母亲眼中闪着光，“教我们的老师叫谢竹林（音），一个人包揽认字、算术、打算盘，还教唱歌！”
近七十年光阴流逝，母亲依然能清晰叫出谢老师的名字，细数当年学习情景，脱口而出老师教的顺口溜。那段脱胎换骨的经历，早已深深烙印在她心底。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每当遇见生僻字，她总要问一句，“这个字怎么念？”
因为，母亲心里，始终还想着——认识更多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