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
我回乡务农那年，十五岁不到，是我们生产队里最小的社员。生产队让我和一个同龄少年，共同承担起收集全村猪粪的任务。那少年与我同岁，比我大几个月。
那年我们村收成不错，村里的壮劳力一天可以拿十个工分，我和那位少年，每人每天可以拿到四个工分，一天劳作也能赚一角多钱。
我们村有八十来户人家，村里几乎家家都养猪，猪粪自然也多。两个少年玩性大，村里角角落落总有猪粪没有被拾掇到，既浪费了宝贵的肥料，又弄得村子环境脏兮兮的。两个月后，生产队长煞费苦心地为我俩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激励方案：粪池分家，我俩收集的猪粪，各放一个粪池，月底过磅称重，谁拾的猪粪多，谁的工分就高。
好家伙，这下可来劲了！我俩的积极性被大大地调动起来，就像打了鸡血似的，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提着粪箕满村子转悠，像两个“逐粪猎手”，争抢着收拾村里每一个角落里的猪粪。甚至，只要看到一头猪尾巴微微一翘，便迅速拿起粪箕，守在猪屁股旁等候。
第一个月下来，那少年比我拾得多，他每天记四个半工分，而我只得到三个半工分。第二个月，我总结经验，寻找落后的原因，并想出对策。我除了使用“勤快”这一致胜法宝外，还用了其他办法。比如，王奶奶家养猪的谷糠不够，得打些猪草，我主动去帮她打猪草，她会把她家猪圈里头的猪粪拾掇起来留给我；我四处捡拾被人丢弃的烟头，从中剥取剩余的少量烟丝，积攒起来送给“烟囱”大叔，“烟囱”大叔投桃报李，想着法儿帮我拾猪粪……经过一番努力，我这个月拾的猪粪超过了那个少年，每天获得四个半工分，而他每天只得三个半工分。
第三个月的某一天，我俩忽然发现，这两个月来，我们忙得脚不沾地，辛苦异常，生产队压根没给我们额外增加报酬，而是在我们两人身上搞了一个平衡。农家人称这个做法叫“挖肉补疮”或叫“拆东墙补西墙”。两个少年是何等“聪明”，自然领悟到其中的奥秘，觉得被大人欺骗了，有些委屈。于是，两人心照不宣，非常默契地将粪池合二为一。那个月，我俩受到了处罚，每人每天只给记三个半工分。
无奈，我们只得接受现实。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俩又恢复了竞争，队长也把获胜者的劳动报酬提高到每天五个工分，而输的人可以得每天四个工分。通过这次“抗争”，我俩的权益得到了保障，皆大欢喜。
再后来，村子里有年纪更小的少年接了我俩的班，我俩终于结束了“粪斗史”，与大人一起，下田劳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