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暑假，太阳格外毒辣。12岁的我小学毕业，带着两个妹妹，跟着母亲，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退潮后的滩涂上。咸腥的海风裹着细沙打在脸上，母亲肩挑空畚箕走在前面，背影被朝阳拉得很长。
前村埔（老禾山人对前村和前埔的传统叫法 ）的人靠挖海沙发了财，拖拉机碾过我们潘宅村口土路时，卷起的沙尘里仿佛飘着钞票的味道。母亲的眼睛里燃着火，直到一个叫“勒卡根”的拖拉机手来家里找我爷爷治腰伤，带来一个消息：一车沙五元钱，现结。
“明天就去挖！”母亲斩钉截铁。父亲却忧心忡忡：“政府早晚会管制的。”母亲不管这些，她安排父亲第二日一早先去洪山柄服务社再多买两副畚箕，直接在海滩会合。第二日天没亮，母亲就带我们到了海边。潮水刚退，湿沙上留着波浪的纹路。我们赤脚踩上去，细沙从脚趾缝里挤出来，痒丝丝的。母亲教我们先用脚踩实湿沙，再用铁锹一块块撬起。海沙沉甸甸的，每一铲都要费尽全力。
两个妹妹的脸涨得通红。还在读小学三年级的二妹非要和我比谁挑得多，一年级的小妹踉踉跄跄跟着，裤腿卷到膝盖，小腿被海水泡得发白。我们像蚂蚁一样来回搬运，汗水滴在沙堆上，瞬间被吸干。母亲不时直起腰擦汗，眼睛始终盯着岸边——她在等父亲，等勒卡根，等那辆能换来五元钱的拖拉机。
突然，尖锐的哨声划破宁静。人群四散奔逃，母亲一把将我们拢到身后。纠察队员的红袖套刺眼得很，母亲的声音发抖，却还在辩解。我看见她鬓角沾着沙粒，围裙上全是汗渍，突然明白：我们挖的不是沙，是母亲心里那个遥不可及的梦。
“沙滩是受国家保护的！个人挖沙买卖是违法的！”纠察队员的话像一记重锤。后来我才知道，那时的厦门正从无序开发转向生态保护。我们挖沙的地方，正是后来修建的国家重点工程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从1997年填海造地200万平方米的滩涂起步，到今日崛起为总建筑面积53万平方米的会展地标，这条建设之路凝聚了鹭岛人向海要地的智慧与魄力。
时间来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和先生带着女儿重游故地。五岁的她指着远处正在作业的沙船问：“妈妈，船为什么在吐沙？”我望着生态修复的工程船，轻声答：“宝宝，海里的沙不够，这是把沙补回大海里。”
如今驾车在环岛路上，曾经过度开采的海岸线早已恢复生机。这座城市用智慧在发展与保护间找到平衡，而那个炎热的夏日始终印在我心里：土地和大海给我们的，从来不只是收成，还有敬畏与传承。真正的财富，是为子孙后代留下什么。
在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中，那些关于土地的朴素记忆，恰似一封封写给大地的情书，记录着我们与这片土地共同成长的足迹。这封情书，我们还将继续写下去，用行动，用生命，书写对这片土地永不褪色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