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楼的中篇小说《地球变暖》记叙了主人公莎莎的成长历程，展现了她在追求生命意义的过程中，如何持续延拓生活的边界。在这篇小说中，东楼沿袭了他一贯的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再度将读者带入他家乡桂林潮湿的氛围中；同时，他巧妙地聚焦女性经验，通过刻画女性“出走”的意识与行动，探讨了逃离既定轨迹、追求多元生存路径的可能性。
《地球变暖》中，女性角色渴望挣脱的枷锁有两种：一是显性存在的僵化地理空间，二是隐性存在的压抑性关系。地理空间的束缚并非源于自然界的地理界限，而是根植于固化个人成长轨迹的社会环境。姐姐晓雅的工作被局限在医院的四壁之内；而妹妹莎莎同样被圈定在诸如十三中学这样的社会性场域及其背后的教育体制内。在地理空间这一表层束缚下，内部刻板的权力结构进一步加剧了情感的受抑。莎莎的母亲在夫权的阴影下辗转，先是离开莎莎的生父，随后选择了一名医生作为再婚对象，在医生离世后又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在这个破碎而又不断重组的家庭中，莎莎面对的是失联的生父、冷漠施压的继父、难以沟通的母亲以及貌合神离的姐姐——这种家庭内部的压抑与疏离，逐渐构建了一个阻碍个体自由发展的无形牢笼。尽管莎莎后来离开原生家庭，并频繁更换男友，但她仍在“父权”更替的阴霾下难逃束缚。在去给继父扫墓的路上她邂逅了大狗，而在与他那近乎囚禁般的同居生活中，她分明只是再次将自己移置于另一个压迫性的权威控制之下。
《地球变暖》中的僵化生存环境与其中的束缚性关系，一方面对个体生活构成了限制，另一方面却成为了激发突破与探索欲望的契机。晓雅决定从医院离职，转而到酒吧服务，后又前往阳朔寻找新生活的可能性。而莎莎怀揣着“我是要自己活着，我要读书，要在丘陵里散步，看那些未知的河流、小镇和人”的渴望，从热湖迁徙至蓝洞，后又逃往攸县。在攸县她遇见了教师刘姿帆，她告诉对方：“一切侦探故事的本质是对一切必然性事件的抵抗，就像逃跑和流亡，也是对偶然和流动的追求。”此处“偶然”的出现，为女性角色“出走”的行为提供了注解。姐妹俩在现实中饱尝束缚与压抑，于是她们选择以“出走”这一“偶然”之举，踏上一条拒绝体制束缚、追求自由飘忽生存状态的人生之路。
东楼笔下女性的“出走”并非是一种绝对有效的反抗策略，相反它更多地展现出一种无力。姐姐晓雅虽然勇敢地离开医院，踏入酒吧的新世界，却因警方的扫荡而不得不再次逃离，最终前往阳朔，与一名技师共居于对方口中所谓的“舅舅”家中。然而，所谓的“舅舅”不过是一个虚假身份，对方实际是一个涉黑的强奸犯。真相大白时，姐姐只能沉默地将男人赠予的绿色戒指交还警方，现实无情地击碎了她对在现实中找到非压抑性空间与关系的幻想。最后，晓雅选择熄灭“出走”的火苗，安于歌厅的混沌生活，她的“出走”终归是不彻底乃至不可行的。
莎莎也曾因“出走”的徒劳而深陷纠结之中。尽管姐姐毫不留情地指出大狗正在“监禁”她的事实，她依然选择回到大狗身边。这是因为她遇见太多意味着“必然性”的人，并在不断变换工作和尝试两性关系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现实世界里似乎没有一个空间能让女性真正实现个体自由。但与姐姐不同的是，莎莎最终找到了破局之法：借助阅读与写作，成为“游牧”作者。写作所蕴含的能量不仅使莎莎的生活拨云见日，更跨越至共性层面。在莎莎笔下，即便是只有一面之缘的女生小米，也能摆脱被男友背叛的情感困境，甚至获得预知男友未来生活走向的能力。从这一维度审视，莎莎的写作实际上抵达了一种超越个人性和主体性的境界。
《地球变暖》通过挖掘女性个体抵抗“必然性”桎梏的实践，在文本中以流动、多元且向外界开放的主体意识，探寻“出走”的可能性。这种书写不仅是对女性经验的深度挖掘，更是对人文关怀的体现。它启示我们，个体应如何以开放的心态挣脱既定路径的束缚。同时，它也向我们揭示，当不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设限时，我们能够激发出多么持久而深远的前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