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濯缨沧浪
我一直住在乡下。故乡后珩，是个小小的村庄，我在一些文章里形容她“宛如一块小瓦片，丢在了九溪河畔的山野里”。我的房子就在村子的西边，九溪水从东边蜿蜒而过。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写道，中国的乡村是个“熟悉”的社会。我从小在村里长大，直到现在，老人家还经常叫我的小名。我也熟悉村情，从老人到小孩，乃至一头牛一只羊。也因为熟悉，所以会有很多的关系附着。逢上年节、红白喜事，从家族到宗族，再到邻居，忙里忙外，打理接应，甚是忙碌。庙会来临，家家要出人，清扫搭台、打鼓敲锣、抬轿放鞭炮——哪里缺人，就有人顶上。走家串户也是经常的，不是在门口拉家常，就是在田间地头寒暄，也有到家中小坐的。若是在城市生活，因为陌生，就没有东家长西家短，也只管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自然少了乡下这些复杂的关系，“人情味”也减淡和简单了不少。
乡下多的是独门独户，这有个好处，几乎每户人家都有自己的天地——我的天地，是小院。上班的日子，早早出门，晚上归家，必定会和几个发小在院子里喝喝茶，大家聊个天南地北，也能驱散白日的辛劳。周末的清晨，我早早起床，打扫院子、修剪院子里的花草。邻居也早起打扫，隔着围墙，问我：“早上煮什么吃？”我回道：“煮粥。”乡下邻里问候，一般停留在吃的方面。我抬头看她在洗衣晾晒，也会问：“早上吃什么？”她答：“吃粥。”闽南人早餐吃粥，这个传统似乎怎么也改不了。我放下手中的花剪，洗洗手，走进厨房，淘米洗菜，准备煮一锅海蛎粥。我家早上的粥，要么是地瓜粥、白米粥，要么是咸粥，而咸粥一般是海蛎粥、虾米粥。小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都吃粥。饭点一到，一人端一碗，随便往门槛边石头上一坐，边吃边聊，吃得不亦乐乎。
陶渊明归隐田园，过起了村居日子。“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我没有田地，只好运些土回来，在阳台上种起了瓜和菜。夏天，丝瓜、黄瓜，挂满了棚架，日常炒菜、煮汤，朋友来了，摘下相送，胜过一盒茶叶。我曾想过在阳台种水稻，希望能欣赏天台稻浪的景致。发小听说我有此想法，动员我明年下地种水稻，说他家可分一亩地给我种水稻。“好吧，就种一亩水稻。”我的眼前似乎出现了一幅画面：盛夏的黄昏，霞光染红了稻田，蛙声阵阵，微风过处，缕缕稻香；我扛着锄头，行走在田间，给水稻加水，拔去长高的稗草……
有时清晨打开院门，会发现好几个新挖的地瓜、一袋新晒的花生放在门边。我明白，那是乡人的馈赠。乡人的热情，常寄托在细碎的农产品上。我也是“礼尚往来”，回赠给他们的孩子几本书。最有趣的是，乡人来我家喝茶聊天，说起想让孩子吃吃“先生米”。我不知“先生米”为何物，他一番解释，我才明白，所谓的“先生米”，指的是老师家的米，据说给孩子吃了，可以让孩子读书进步。我慷慨地领他进厨房，准备将刚打开的一袋米送给他。他却连忙推辞，只拿了一小撮，说“足够”，颇有“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的兴味。“先生米”，是象征性的，并不在于量的多寡。
有时候，新认识的朋友问我住在哪里，我说住在乡下。他们觉得奇怪，问：“为什么要住在乡下呢？乡下有什么好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解释，只能简单地说，有个小院，有天有地。转念又想，农民质朴，他们说的有天有地，指的是真实的天空大地，而对文化人而言，天地是什么呢？就如王维，买下辋川山庄，修建别业，隐居做一个“辟世之士”，天地自在心间。
村居，无关风月与清高，也不是关起门来过日子，对我，村居日子反倒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