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涛
1968年，18岁的我穿上了绿色军装。第二年，我从南京大校场转战江西某飞机修理厂。在一钉一铆都关乎战机安危的装配车间，我一丝不苟地对待每个零件。“执著专注、精益求精”不是口号，而是刻进骨子里的工匠信仰。
1969年3月，上级抽调我和飞机修理厂的刘世佩厂长去四特酒厂当军代表，我俩脱下军装就一头扎进车间。记得有一次为解决酿酒设备的故障，我和工人们趴在蒸笼般的车间里整整三天，鼻尖沾满酒糟，手上磨出血泡。尽管我和刘厂长都是“酒虫子”，却在酒香弥漫的厂房里硬是滴酒未沾。离开酒厂时，酒厂厂长捧出珍藏十年的陈酿，我却严肃地说：“纪律就是纪律，这酒我们真不能收！”
1969年6月，我们回到飞机修理厂后不久，我和厦门战友陈民生被派往部队农场。两百多头猪，饲养组只有六个人，听起来像笑话，干起来却是“猪圈交响曲”——清晨喂食的吆喝声，晌午冲洗猪舍的水流声，傍晚挑泔水桶的“吱呀”声，构成了我们的“田园牧歌”。记得那个暴雨倾盆的傍晚，我挑着百来斤的泔水深一脚浅一脚往猪场赶，突然被砖块绊了个趔趄。滚烫的泔水浇透衣裳，身上烫伤了，膝盖磕在青石板上鲜血直流。农场领导知道我此前已感冒发烧，让我住院，我却让医生给我开点药、包扎伤口就好，医生对我直摇头：“你小子是跟猪圈较上劲了吧？”第二天，我又拄着竹棍出现在猪圈，腰上缠着纱布，我照样给猪崽拌饲料。战友们打趣说：“老林这模样，倒像是刚打完胜仗。”其实，我不过是咬着牙把每件脏活、累活都当成战斗任务。
当时，大灶每人每天的伙食费只有四角五分，地勤灶伙食好得多，能吃上香喷喷的白面馒头，我蹲在大灶前啃着窝窝头，心里却踏实得很——和战友们同吃一锅饭，这才是咱当兵的本分。1969年秋，在江西，我和战友们重走井冈山挑粮小道。当战友们唱起“红米饭那个南瓜汤”时，我的眼眶突然发热——当年红军战士啃着树皮冲锋陷阵，今天的我们挑担养猪又算得了什么？
1980年我转业回到厦门，比我更早转业回乡的陈民生总爱拿当年我吃大灶的事打趣我：“当年就你最‘傻’，放着地勤灶不吃，偏要吃大灶，结果‘傻人有傻福’，在农场，反倒第一个入党。”他哪里知道，1969年底，当我第一次面对党旗庄严宣誓时，眼前浮现的不是什么荣耀，而是猪圈里溅起的泥点子，是酒厂车间蒸腾的热浪，是战友们并肩劳动时流淌的汗水……
从入党到提干，从部队到地方，我始终记着飞机修理厂刘厂长的话：“咱当兵的，骨头要硬，心要软。”我懂，硬的是面对诱惑时的脊梁，软的是对待人民群众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