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闻到烤红薯的香甜，我就会想起那个叫尤长庚的年轻战士。
1970年，我所在的部队驻扎在连江黄岐半岛。那天，我刚结束训练回到办公室，就听见门外一声响亮的“报告”。我抬起头一看，一个皮肤黝黑的小伙子站在我面前，怀里抱着个鼓鼓囊囊的旅行袋。他是连队里的战士尤长庚，刚探亲回来。
“连长，这是我妈让我带来给战友们尝尝的。”他小心翼翼地把袋子放在桌上。我探头一看，是一袋还带着泥土的红薯，个个饱满结实。“大老远就带这个啊？”我脱口而出，可话一出口我就懊悔不已，这不是笑他带来的东西“俗”嘛。长庚的眼神瞬间黯淡下来，他局促地搓着手，嗫嚅道：“连长，我是山里娃，家里没啥好东西……”
后来，我才知道，为了这袋红薯，这个实心眼的孩子背着二十多斤重的编织袋，在山路上走了整整二十里，又坐了五个多小时的长途车。想到他一路上的辛苦，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的内心充满了感动与自责。我自责自己对战士的家庭了解太少，也反思自己的言行太不恰当。
当晚，我召集全连战士，把洗净蒸熟的红薯分给大家吃。炊事班特意熬了一锅小米粥，金黄的粥配着红薯，冒着甜甜的香气。战士们吃得很香，长庚黝黑的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同志们，这不是普通的红薯。”我声音有些哽咽，“这是长庚走了二十里山路从老家背来的，这些红薯是他对大家的心意。”食堂里顿时安静下来，安静得能听见炉火噼啪作响……
第二天，我宣布新规定：以后探亲归队，不许带任何土特产，只要带回家里平安的消息就好。说这话时，我注意到长庚悄悄抹了抹眼角。
那年春节，我特意去长庚家走访。汽车在盘山公路上颠簸了五个小时，又步行了半个钟头，才来到那个藏在山坳里的小村子。长庚的母亲是位腿脚不便的农家妇女，见到我们时，她正坐在院子里削红薯，准备来年开春的种苗。“首长别嫌弃，家里就这个拿得出手。”老人执意要给我煮红薯粥。灶膛里的火苗映着她布满皱纹的脸，我忽然读懂了这个山里孩子的倔强。
如今，每当走过八市巷口，闻到烤红薯的焦香，我总会想起那个背着沉重行囊的年轻背影。在物资极大丰富的当下，藏在那袋红薯里质朴的心意依然打动人心。就像长庚母亲说的：“东西不值钱，难得的是那份记挂。”
一袋红薯，让我懂得了，真情就像红薯的甜，不在皮相，而在内里；不在贵重，而在那份愿意为你负重前行的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