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翠潇 毛巧晖 整理 图/本报记者 郑晓东
5月24日，以“跨媒介视域中的民间文学”为主题的海峡两岸民间文学与民俗文化论坛在厦门海沧举行。来自海峡两岸40余所高校、研究机构及社会组织的近8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
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厦门市石室书院）、厦门市社会科学院承办，《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民间文化论坛》编辑部协办。在主旨演讲和四个分论坛环节，两岸专家学者立足各自专业视角，就民间文学与民俗文化前沿问题展开深入交流和研讨，增强两岸文化认同，促进学术交流，推动中国民间文学与民俗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进一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智力支持和文化支撑。
本版编发部分专家学者发言摘要，以飨读者。
大文学观视域下的民间文学
●安德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在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形成发展与文学整体事业的建设过程中，由一大批有识之士共同推进完善的大文学观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大文学观，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经过延安新文艺运动的进一步洗礼，在1949年后得到全面发展和贯彻。它指的是以文化整体的眼光来认识文学现象、总结文学发展规律、探索文学基本属性并推动文学研究学科建设的观点和方法。与以往仅仅局限于经典作家作品研究的狭义文学观不同，这种整体的观点，对作家书面文学和民间口头文学、汉族文学和各少数民族文学、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以及古代与现当代、中国及国外的文学思想与文学理论，都一视同仁并始终采取开放、包容、创新的态度，在揭示和促进大小传统的积极互动与动态交流，推动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方面，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民间文学之所以在文学殿堂中获得一席之地，民间文学研究之所以成为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分支学科，都同这种大文学观的确立及其作用的逐渐凸显密不可分。而民间文学得到普遍重视，相关研究从兴起走向成熟，也进一步推进了文学整体事业的完善，为多样化的文学现象在社会中获得持续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民间文学研究者需要“回归”大文学的立场，全面揭示民间文学在文学整体框架中的表现、作用和功能，唯此，民间文学学科方能获得更大更新的发展。
宋元戏文《刘文龙》在民间文学中的传演及唱曲转译
●王三庆（台湾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名誉教授）
宋元戏文《刘文龙》，今无传本。20世纪，钱南扬辑佚了21支曲文，始知情节梗概，后续学者如陆侃如、冯沅君等也对其进行了补充。通过对不同版本进行考订后，可发现此戏文并非如钱氏所断言《萧淑贞祭坟重会姻缘记》和《刘文龙菱花镜》是同题材的两个剧本，因为剧情中不论“直接归家”还是“祭坟重会”，获救后相认时，出示三般证物都是重要的情节单元，只不过依情节重点取作戏名稍有不同。民间文学的演变在时空和地域上存在差异是自然现象。
新出土或新发现与田野调查获得的文献与记录为此提供了佐证，如20世纪50年代初梨园戏上路名演员何淑敏女士的口述本，1975年广东潮安县女墓出土《宣德写本金钗记》抄本，意大利佛罗伦萨梅迪奇家族所藏孤本《新选合并明朝三春演义大全》的戏文，20世纪下半叶日本学者田仲一成先生对安徽池州村落所演傩戏进行田野调查时留下的影音资料和报告，以及民间南管社团的习唱抄本资料等。
经比对上述书面文献、口述、田野记录的跨媒介资料，可发现，《刘文龙》戏文的核心情节单元稳定，但在不同的传播语境中，细节因地域、时代、受众需求而异，每本都是独立的剧本，同一剧本每次的表演也会有所不同。安徽傩戏《刘文龙赶考》受到孝道影响，其增加的“超度升天”结局具有宗教功能。
台湾赛夏人“矮灵祭”调查研究及其启示
●叶涛（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台湾赛夏人保留着丰富的传统信仰与祭祀仪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矮灵祭”。
赛夏人的小矮人传说与“矮灵祭”密切相关。2012年至2013年和2016年对台湾赛夏人“矮灵祭”田野调查中搜集到的由新竹县五峰乡赛夏人于1992年和2016年编写的两种传说介绍性文本，都包含了小矮人传说的7个基本情节。
小矮人传说是赛夏人举办“矮灵祭”的文化根源，“矮灵祭”祭祀仪式传承了赛夏人的文化记忆，强化了认同感。“矮灵祭”每两年一小祭，每十年一大祭，通常分为迎灵、娱灵和送灵三个阶段。2016年新竹县五峰乡赛夏人“矮灵祭”10年大祭主要分为10个流程。
百年来，赛夏人“矮灵祭”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日本侵占台湾时期，相关研究多为殖民统治服务；1945年至1980年代，调查研究逐渐全面系统；1980年代至今，研究更加深入，影像记录成为重要手段，但也引发了学术伦理的争论。台湾学者胡台丽的研究因可能违背赛夏人文化禁忌而引发争议，促使台湾制定了相关规定以规范调查研究行为。
2006年，“矮灵祭”被列入台湾传统表演艺术及民俗类文化遗产，2013年被认定为“重要民俗”，保护措施包括尊重赛夏人文化主权、培养传承人、提高民众保护意识等。这一保护经验对大陆非遗保护具有重要启示。
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之间的两汉“列女故事”
●刘惠萍（台湾东华大学中国语文学系教授）
关于中国古代民间传奇女性之事迹，在过去大多仅能依赖如《列女传》来进行论证。随着大量考古材料的出土，对学术研究起到了重大的影响。其中，许多于汉代墓葬中所发现的墓室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汉画像材料里，便经常可见刻绘了自先秦两汉以来民间所流传、有节操义行女性形象及传说内容的“列女”故事图像。
过去，有许多研究者认为这些汉代墓室中的列女图为刘向《列女传》的图像表现。然而，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所保留的“列女故事”材料，考索相关故事在书面文字与图像材料两系统间的流传情形，可发现，在汉代画像中的许多“列女故事”，可能有另一与《列女传》不同的源头，有可能是当时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各种“看图讲故事”中的列女故事。这些图像反映了两汉时期人们对女性角色的期望，与社会思想文化密切相关。汉代画像作为一种民间丧葬文化载体，许多刻画图像的工匠常常只依据口耳相传的故事或作坊粉本进行制作，因此更能反映民间传说的原貌。
图像与文字都是生活、文化的载体，创作者皆处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历史结构中，受到相同的文化范式制约。虽然图像未必是足信的史料，但从心态史和观念史角度观察，图像可能将是补充正统史料不可或缺的材料。
从闽台工艺传衍看大小传统互动
●李豫闽（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明代漳州地区手工业发达，同业公会定期或不定期聚会（过会），通过举行祭祀行业祖师爷、议事、聚餐等活动协调纠纷、切磋技艺、介绍业务。学徒制度严格，行业内部有诸多禁忌。
清代台湾鹿港因地利优势，成为大批漳泉移民登陆点。由于寺庙建设兴盛，大量漳泉原乡工匠长期滞留于此，将民间工艺传播至台湾，历经数代传承，无论是手工艺行业或工艺生产均保留着与原乡相同的习俗。鹿港“小木花匠团锦森兴”行业公会是典型代表。
闽南与台湾地区民间工艺行会组织大量的行会行例，是中国传统社会合群结社观念的体现，是“礼乐教化”思想影响下两岸社会生活的投射。大传统（精英文化、经典文献等）与小传统（民间文化）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闽台区域文化兼容并纳和努力操持的核心特质，二者相互交织，成为推动该地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兼容并纳是多元融合的开放基因，闽南地区宗教信仰多元，语言、风俗、建筑、饮食等均体现融合性；努力操持则源于生存挑战，闽人向海谋生，形成冒险精神与精细化经营传统，工艺美术追求精益求精，教育上强调“耕读传家”。这种文化特质是海洋文明与农耕文化的辩证统一，既开放多元又坚守本土核心，成为中华文化守正创新的典范。
台湾歌仔戏“活戏”演剧传统的“站头”采录与展演
●蔡欣欣（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台湾歌仔戏有“做活戏”的民间演剧传统，其中的精彩组成部分“站头”是歌仔戏艺人通过长期舞台锤炼形成的，包含特定的情节段落、身段作表、说白唱段等元素，类似于粤剧的“排场”，是艺人灵活创编演出“活戏”的必备基础。
采集记录歌仔戏资深艺人廖琼枝、陈剩、洪明雪与洪明秀姊妹的“站头”和“看家戏”舞台展演，结合“真本歌仔”的站头，可以发现“站头”的“框架套语”，会由于表演者自身生平际遇、学艺经历、教育程度与技艺特质的不同，应用戏出的情节场景与人物个性形塑的差异，乃至于演出当下“语境”与观众的影响等因素，在定式中产生演化或变异。如由“花园赏百花”“看鸳鸯水鸭”与“看古代”组构的“赏花”站头，即可因剧情发展与人物刻画需要而任意抽取、随意组串或前后错置这三个段子。
“站头”若经过系统化的挖掘采集，结合书面文字与影音科技的记录保存，可以整理成为习艺教材，用于培养年轻艺人“做活戏”的基础功底；当代编剧、导演与演员亦可从中吸纳借鉴到展演创艺，呈现“因人而异”“因戏而变”的技艺风姿。若结合资深艺师传习培训，不仅能再现昔时的舞台风华，也可推陈出新，演绎出符合当代审美思维的剧艺风姿。
流淌在固化经典中的活态经典
●黄晓娟（广西民族大学教授）
民族文学经典的形成往往经历了从口头传统到书面文学的动态演变，在活态经典转化为固态经典的过程中，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相互依存又存在张力的动态互动，是经典文学作品成为典范性的关键所在。
口头传统是民族文学的活态源头，在文学经典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其影响贯穿于文本的起源、传播、定型乃至文化认同的构建。
文学经典从口头到书面的转化，不仅保存了濒危的文化记忆，还通过作家的整理与再创作赋予传统新的生命力。具有活态经典作用的口头传统不仅影响了书面文学的结构和主题，口传文学中的语言还赋予书面文学超强的辨识度、会意性和象征力。
民族文学经典的当代传承与传播，是口头传统与书面文学不断对话、博弈与融合的过程，重视和关注两种传统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共生与张力尤为重要。口头传统融入民族文学经典，实现了文化基因的现代激活。
将现有的文学经典重新融入口头传播，有利于文化保护传承、民族认同感增强、促进民族间文化交流。实现书面文学与口头传统的互动共生，既需要尊重原作的精神内核，又要适应口头媒介的独特规律。书面文学向口头传统转化的关键要素是挖掘与重构文学经典的口头性基因，通过技术赋能构建“新口头性”。
浅谈台湾客家伙房文化——以苗栗县为例
●黄鼎松（台湾苗栗县乡土文化学会董事）
客家伙房为客家文化的具体表征，与生活的安定、安全与安适息息相关，长久以来是台湾客家地区的主流民居。
一般所谓客家传统民居，大致分为两大类，一为宗祠家庙，一为伙房府第。前者是为了凝聚宗亲感情，团结宗族力量；后者则为单一房分建立之宅第，为派下裔孙安身立命之所。台湾客家伙房建筑，受到副热带海岛型湿润气候的影响，台风地震等天然灾害的破坏，人口增加后地狭人稠以及经济繁荣，近代日本、西方建筑形式的引进，历经不同时代的演变而有不同的类别。
苗栗县是台湾岛内客家人口比例最高的客家大县。资料显示，苗栗县五大类伙房中的竹篙屋和竹料穿凿屋均已失传，泥砖屋尚见少数残迹，未见到新建的木材穿凿屋，红砖屋则到处可见。比较特殊的是地方名流的别墅，不少以传统伙房形式建造。
伙房文化传承上存在不少困境，如老旧伙房的整修、伙房管理费用和人事制度的建立，年老与年轻族人观念上的差异、伙房产权的处理、对祖宗祭祀的淡化与冷漠等问题，均有待族人以高度智慧与宽阔胸襟进行合理化解。具有文资条件和价值的伙房，相关文化单位应及时启动登录措施，早日赋予文资身份，以免让这些古屋古物，因登录工作的旷日废时而损毁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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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精彩纷呈
助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本报讯（记者 刘筠）除了精彩的主旨演讲，本次论坛还设置了四个分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大众传媒与民间文学”“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的关系”“人工智能时代的民间文学”“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等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前沿问题展开交流和研讨，既有海峡两岸民间文学个案、民俗文化个案的调查，也有对民间文学、民俗文化的深度理论思考，并且提交了书面研究资料，碰撞出精彩的火花。
分论坛话题面向多元，有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史诗，还有民间信俗、民间戏剧、民间工艺、通俗歌曲；既关注传统文化，也研究当代文化、流行文化；有对闽南文化、客家文化的研究，还有少数民族文化的分析；甚至包含了唱片、歌仔戏以及网络游戏的“穿越古今”研究。在“大众传媒与民间文学”分论坛，大家聚焦民间文学、民俗文化与新形态传播媒体的共融与共生，例如闽台民间文学从口口相传到全媒体矩阵传播，从跨媒体的叙事到重塑典型与其协作共享，再如讨论民间文艺遗产如何商业化的文化创意议题；在研讨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的关系时，大家将话题延展至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汉语表述与少数民族语言表述、文献材料与口传材料、官方话语和民间视角、大传统和小传统等领域，体现了专家学者在“大文学观”下的思考与研究。
分论坛也紧密结合当下热点话题，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注入崭新活力。有专家提出，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背景下，要更加重视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作品的呈现方式，要以更符合年轻人思维方式的叙事结构吸引更多年轻人主动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