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坊
一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那些泛黄的侨批飘落在银幕上，许多人都红了眼眶。而在莆田，千余封静静躺在市档案馆里的银信（“信”，闽南话与莆仙方言都称之为“批”，侨批并非寻常的信，它是海外华侨寄回家乡的汇款凭证与家书的合体，即“银信”），同样在无声地讲述着跨越山海的思念。
莆田地少人多，人们从明末就开始了“下南洋”。涵江的三江口，是无数莆田子弟登船“过番”的起点——一叶扁舟，几件旧衣，怀里揣着妈祖庙求来的平安符，就这样驶向陌生的南洋。他们做最苦的工，流最多的汗，省下的每一分钱都想方设法寄回家里。那时候寄钱靠“走水客”，那些常年在海上奔波的人，把一封封批信揣在贴身的口袋里，在异国与故土之间来来回回，一封信往往要经过好几个月，才能颤巍巍地递到亲人手上。
莆田人走到哪里，妈祖文化就传播到哪里。出海前到湄洲妈祖祖庙敬香，求平安符，是祖辈雷打不动的规矩。妈祖的香火随着华侨的脚步一路飘过了大洋——三宝垄、雅加达、吉隆坡、新加坡，凡有莆田人的地方，就一定有妈祖庙。侨批这一百多年的历史，说到底就是一场受妈祖庇佑的归乡之旅。她不仅要保佑那些漂洋过海的游子平平安安，还要保佑那一封封装着血汗钱的银信穿过风浪，稳稳当当地回到家门口。在世界妈祖文化论坛上，有人讲过这样一句话：那些海外侨胞对家乡教育的拳拳之心，就写在发黄的信纸上；妈祖故乡人代代传承的立德、行善、大爱，在这里看得清清楚楚。
二
后来，华侨越来越多，寄回的钱也越来越多，专门替人送批的批局就应运而生了。1916年，涵江宫下街开出了莆田第一家侨汇局——美兴民信局，是西洙村的侨眷吴坤璜和族人吴春华一起凑钱办的。接着，聚华、通美、义德这些批局也相继在保尾、楼下、宫口河沿岸开了起来，萝苜田那一带成了兴化平原的“侨汇心脏”。到了1936年，莆田已经有十几家侨批局，业务做到了菲律宾、印尼、马来亚、新加坡这些地方。1949年莆田解放前夕，钱不值钱了，通货膨胀得厉害，有些批局甚至开始收黄金、外币、大米。新中国成立后，私营的侨批业慢慢改造，业务分别交给了中国邮政和国家银行。周总理说过一句话：“传邮万里，国脉所系。”这八个字，道尽了这桩看似平常的事业，对于千千万万个家庭、对于整个国家意味着什么。那些年，海外的侨胞想尽办法寄钱回来，用最普通的家常话当暗语——“亿伯”就是10000元，“悦叔”就是2000元，“一斤线面”就是100元。这些晦涩的字眼背后，藏着一代人的生存智慧，更藏着那种刻进骨头里的、对故土的念想。
三
家国情怀，从来没有从莆田人那些发黄的纸页上褪去。1984年，莆田六中的副校长林育材写了一封求援信，字字句句让人心里发酸：“为了涵江地区教育事业的振兴，为了莆田六中尽早改变破旧面貌，职不避耻笑，斗胆代全体师生向海外侨界求援，诚心可鉴，伏祈垂察，至盼！”那时候的六中，校舍破得快塌了，校园连围墙都没有，上课的时候猪跑进教室“听课”，学生的鞋底常常沾着鸡鸭粪就走进来了。这封信漂洋过海到了马来西亚，丹斯里拿督林荣读完就回了信：“六中校舍之墙壁剥落、门窗之玻璃破损……待得详情后，或许能为帮助整修之。”他当年就寄回了10万元设立奖学金，又拿出11.5万元修缮校舍。可是天不遂人愿，1984年10月，林荣先生走了，没能亲眼看到焕然一新的校园。后来，人们把教工宿舍命名为“林荣楼”，算是替这位远方游子了了一个心愿。之后几年，印尼雅加达的林金表、郑金钊、陈琴棋、黄锦祥等人一个接一个地接力，凑了84万元港币，盖起了“涵华楼”。陈琴棋在信里说：“我很想为我的母校修建一幢教学大楼。”此后的几十年里，他一个人为家乡捐了好几百万元，1992年成为涵江区第一批“荣誉市民”。从1984年到1990年，海外侨胞不断给莆田六中捐款，3座教学楼就这样一砖一瓦地盖了起来。那一封封侨批，像一根看不见的线，把散落在南洋各地的游子之心，一针一线地缝进了故乡的土地里。
四
莆田这个地方，自古就有“海滨邹鲁”“文献名邦”的美誉，历史上出过2482个进士、246名御史、21个状元、17个宰辅。这份尊师重教的根脉，在侨批里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李王十二妹，一个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出来的女子，当年去求人写信，人家问“你叫什么”，她愣在那里说不出来，写信先生随口给她取了个“十二妹”，这个名字就跟了她一辈子。她年轻时在南洋吃了数不清的苦，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等有了钱，一定要在家乡办一所学校。1979年她回老家，亲眼看到村里的孩子光着脚跑很远的路去上学，心一横，把自己一辈子的积蓄全拿了出来，又动员子孙一起凑，前前后后凑了2000多万元，硬是在莆田办起了华侨中学。1980年学校落成那天，她站在台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只说了一句：“我只希望家乡的子孙们都能得到好的教育！”还有印尼的侨领程文铸，1947年在家乡设了“兴安奖学金”，又办了蒲江小学，花重金请好老师，穷人家的孩子不但免学费，还免费供豆浆点心。他反反复复地叮嘱家里人：“穷不能穷教育，苦不能苦孩子。能让下一代多识几个字，我在异乡再苦再累也值得。”
而那一封封家书里，最打动人的，是那些写给母亲、写给妻子的信。江口华侨纪念馆里有一封上世纪40年代的信，一位在印尼的父亲写道：“家中母亲年迈，风湿旧疾反复，已托人买膏药寄回，望兄长带母亲去镇上抓药。吾儿须听祖母话，替父尽孝，切莫让老人操心。吾在番邦一切安好，勿念。”几十个字，没有一句说自己苦，每一句都在问母亲的病、在嘱咐孩子听话。还有那些寄给妻子的：“吾妻见字如面：田里的稻子可曾收完？母亲的风湿药还够不够？儿读书可曾用功？我在南洋日日想家，待攒够船钱，定当速回。”字字句句，都是游子对故土最深最深的眷恋。在那个车、马、邮件都慢得让人心焦的年代里，每一封侨批都是一段漂洋过海的思念，每一个字都是白发父母倚在门口望断天涯、妻子守着孤灯熬过漫漫长夜的唯一念想。
五
后来，时代真的变了。改革开放这些年，国家的金融和电信跑得一天比一天快。从前一封信要在海上漂几个月，如今境外的汇款眨个眼的工夫就到了。当年那些靠“走水客”揣在怀里、靠“一斤线面”当暗语的血汗钱，今天只需要用手机轻轻一点，就能瞬间穿过万里。侨批作为一种老物件，悄悄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可是它的影子，早就融入四通八达的网络里。
古人说得好：“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科技进步了，国家强大了，那些隔着重洋的牵挂，再也不用像从前那样苦等好几个月。
千山万水，改不了一个人的乡音；时光怎么流，都冲不淡游子骨子里的那份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