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黄泓
“行船入夜，恰江上升明月……”《给阿嫲的情书》里，南枝写给淑柔的信，触动了万千心弦。
银幕上，许多不经意的物件，却让我觉得无比熟悉。装汤的红公鸡瓷碗、竹篮里过水的青橄榄、江边悼念时焚烧的金纸，甚至赌气时那句“我要找妈祖去”，都把我带回老家的旧时光。或许对于闽粤观众来说，这部电影的每一帧都是一种情怀，一种追忆。
我的祖上，来自莆田涵江江口镇——一个远近闻名的侨乡。祖辈也曾漂洋过海，下过南洋。我自小在外地长大，对江口祖宅的记忆不多，但祖宅门口石砖砌成的长街，正门上那块“江夏流芳”的石匾，还有站在二楼屋顶远眺时，被层层老宅遮得朦朦胧胧的兴化湾，却一直印在脑海里。虽然回老家的次数寥寥无几，可那份发自心底的感情，早已深深扎根。
我是从妈妈口中听见祖辈下南洋故事的。看《给阿嫲的情书》时，一种亲切感涌上来。片中的许多细节，都能在祖辈的生活中找到影子。南枝为淑柔一家寄去的咸猪肉，让我想起妈妈讲述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困难时期，在印尼务工的亲戚也曾一次次寄回奶粉、食用油。那些沉甸甸的包裹，让姥爷那一辈人在天灾面前活了下来。妈妈儿时，也曾有在香港的亲戚带回洋装与当时罕见的便携式纸巾。这些物品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大陆，可谓无比稀奇。每次妈妈给我讲这段童年往事时，总是眉飞色舞。我眼前似乎就站着那个等着秋天穿洋装的小女孩。祖宅至今还存放着当年邮寄回的侨批与平安批。在那个交通闭塞、音信难通的年代，那一张张薄薄的信纸，便是漂泊者对故土的牵挂。
到了我这一辈，也是下过“南洋”了。很多亲戚都在国外打拼，我在南半球度过几乎整个童年。记事起，第一个异国他乡便是新加坡，那可谓是真正的“南洋”了。当时，我尚蹒跚学步，在新加坡待了一年有余，如今对它的印象，只剩下零星的一个个瞬间。夜晚，新加坡河上星星点点的船只，仿佛电影中木生初次跑船时，汽船缓缓离港，天上明月高悬，岸边停靠的几艘木船，渐渐化作灯火中朦胧的剪影。
弹指之间，年岁渐长。对驻外旅居的日子真正有感受的，或许是在澳大利亚的两三年。有一年中秋，去达令港赏月，心中五味杂陈。回想起来，那或许就是“恰江上升明月，仿若身在故乡”吧。
祖宅院子的角落里，种着两株枝繁叶茂的茶花。那是姥爷年轻时出差，用扁担挑回来的。起初只是两株生在陶瓷中的盆栽，后来移植到青石板下的泥土里，年复一年抽条发芽，如今长得比人都高了。每逢深秋，墨绿的叶间便冒出一朵朵花苞。待到初冬，花苞渐次绽放，一树雪白，一树淡粉，颇有“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的意蕴。茶花生长时默默扎根，无论是沃土还是荒地，总能在料峭的寒意中迸发出动人的生命力，绽放出振奋人心的花朵。我想，这也像在外打拼的中国人，不挑土壤，不惧风霜，只管扎根，只管开放。
外地人对福建人的认识，或许是那一句“爱拼才会赢”的歌词，又或是那句“福建人要在世界各地，多建立几个福建分建”的玩笑话。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侨乡人的血脉中，流淌着对开拓一片天地的执着与向往。去探索，去拼搏，是我们代代传承的薪火；不信天命，不甘平庸，是我们生生不息的魂魄。
看完电影，已是深夜。走出影院，步入月光，不禁沉思。此时此刻，又有多少海外华侨同胞盼着那轮“故乡明”，盼着“共婵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