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清果 王学敏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最新成果，契合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理解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关键所在，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所系和文化所依。这一论断深刻阐明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因、价值追求和精神命脉。
从媒介型构文明的视角看，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过的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是和中华文化特有的传播方式密切相关的。与其他古老文明相比，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植根于中国特色的媒介传播体系，这就构成了中华文明的重要底色。因此，从传播媒介视角理解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灿烂文明、突出特性，是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坚定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实践逻辑。
一、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发展视角把握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媒介，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
人类文明丰富多样，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发现、掌握并运用传播媒介的历史。中国古代的传播媒介是古代物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自古有“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的文化传统，这一传统中“器以藏礼”“器以载道”就充分体现了“器”作为媒介的独特属性。从玉魄国魂的大国精神，“金声玉振”的庄严神圣、肃穆隆重的仪式氛围，到“以玉事神”“以玉彰礼”“以玉为美”“以玉比德”，玉器成为表征、构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符号。而到“书于竹帛”“镂于金石”对举的时代，青铜器的媒介属性日益凸显。《史记·封禅书》云：“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青铜器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的媒介载体与符号系统，“制鼎作器”从祭祀、礼仪扩展到政治外交，逐渐具有了国之重器的隐喻和象征意义。“九鼎”“定鼎”象征着天下归一，“革故鼎新”“鼎鼐调和”凝结着中国古代的治国智慧与政治理念，“一言九鼎”“鼎力相助”代表着国人的信义与精神。循此逻辑，在石器、玉器、青铜器、铁器等不同时期都可以挖掘体现中华文明特色的传播媒介。
除了器物媒介，车马服饰、建筑、运河等也构成了中国古代重要的物质文化。服饰是人类文化最早的物化形式，也是记录文明的具象符号；从服饰质料中，凝练出“桑麻古国”这一华夏文明的鲜明表征。丝帛服饰与葛麻织物逐渐分化，各阶层因此各衣其服，才有了“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改正朔，易服色”也成为宣誓政权合法性的政治传播媒介。媒介考古学重新激活了传播媒介的物质性维度，亭台楼榭、旌表门闾、运河古道，图像纹饰、雕刻艺术无不传递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诉说着连绵永续的华夏文明。可以说，传播媒介为华夏文明的绵延与灿烂提供了重要支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挖掘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古代传播媒介是坚定文化自信、保持文化创新的重要依据，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引领和价值内核。
二、从中华文明的传承体系和文化的连续性视角把握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媒介，激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动力
中华文明能够保持延续的内在动力离不开中国特有的媒介传承系统。一方面，在世界文字体系中，作为古老自源的表意文字系统，只有汉字沿用至今，这与汉字象形表意文字的特点密不可分。“写好中国字，学做中国人”，汉字不仅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基因，是民族自尊、民族自信的表现，更保证了中华文明的传承和永续发展。另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古代书写媒介对文字、典籍及思想的保存。事实上，中国的书写媒介不仅有我们所熟知的竹简、缣帛和纸，甲骨、玉器和青铜器都曾作为书写媒介，并直接启发了后世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尚书》有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商朝晚期，甲骨文已经发展成为成熟的文字系统。帝王以甲骨作为占卜时镌刻卜辞和简要记事的媒介，而青铜器铭文多记载祭祀典礼、征伐纪功、赏赐、训诰等内容，多铸刻于礼器内壁，作为史料、档案留存。较之于青铜器，玉石刻字以其便捷性成为立碑刻字的主要媒介，并延续至今。以竹木材质为主的简牍，是纸张发明之前使用时间最长、最广泛的书写载体。在简牍书写的2000多年中，《尚书》《论语》《诗经》《史记》等典籍在竹木简牍上熠熠生辉，形成了中华文明的经典体系。西汉时期（约公元前2世纪）已能制作麻质纤维纸，例如灞桥纸与放马滩纸，但这些早期纸张质地较为粗糙，直到东汉和帝年间，蔡伦改进造纸术，促使纸张广泛投入实际使用，加速文明发展与交流。在“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时，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中发掘载体媒介，将是绘制完整的华夏文明史的关键所在，也是保证文化创新、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动力机制。
三、从塑造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特质的文化标识视角把握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媒介，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知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可以说，承载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媒介不仅关涉历史，更关联当下与未来，是解开中华文明得以穿越厚重的历史进入当下的密码，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逻辑。依据袁行霈在《中华文明史》一书中提出“文明分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说法，“中华文明”就是在中国区域内衍生的物质、政治、精神文明成果的总和。挖掘具有中华文明独特精神特质的媒介依凭，就是要将华夏几千年凝结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成果进行当代呈现，以服务于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需求。
文化遗产是物质文明的有形载体。当《黑神话：悟空》一声惊雷让世界惊叹东方美学的同时，其取景地的众多中国古寺、古塔也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村村有古庙，处处有古建”“地上文物看山西”，在《黑神话：悟空》国内36个取景地中，就有27个来自山西。这些物质文化遗产穿越历史长河，见证了中华文明交流互鉴的传播史，是标识中华文明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的媒介符号。截至目前，中国已成功申报世界遗产60项，其中包括世界文化遗产41项、世界自然遗产15项、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精神内核，正是在中国境内多种地方文化、民族文化基础上聚合而成的。当地方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鲜活代表、人类文明的重要媒介，融入全球化浪潮，在更大视角下对其文化意义进行重构和发掘，以“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为引擎突破文化遗产不可移动的传播局限，将是建构华夏文明精神标识、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的重要路径，《黑神话：悟空》迈出了第一步。
“经典”是构成精神文明的媒介载体。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典籍浩如烟海，国学大师钱穆曾说过，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几大文明体系中较早形成经典传统，并由“经”奠定其文化主体性与连续性的典范。可以说，这些经典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色，也是彰显中华文明精神内核的传播媒介。从经史子集到儒释道，从皇皇巨著到蒙学读物，这些经典体系构成了华夏文明的精神体系，也建构了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映照出华夏文明发轫之初的质朴与诗意，在央视大型诗词文化音乐节目《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传唱，则代表了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精神特质。从“以史为鉴，资于治道”的历史叙述，到《典籍里的中国》的数字化展示，“经典”已经超越了“书籍”的载体限制，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精神纽带。当历史典籍承载的华夏礼乐文明气质，在当代凝练为“求同存异、和合共生、亲仁善邻、命运与共”的大国气象时，中华经典也必将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引领中华文明、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政治文明的当代展示和符号标识。《礼记·礼运》首倡“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并在后世发展中广泛吸收和融合了诸子百家的思想资源，包括天下为公、权力公有、财产共有的社会制度，选贤与能的管理体制，以及讲信修睦的集体主义精神和人际关系等，这些思想为后来的中国政治制度建设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形成了郡县制、科举制、监察制等制度文明成果。在经历了清末以后百余年的探索，历史和人民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基本框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这些制度成为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的标志性成果。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号是文化意义的载体，人们借此塑造认知、开展交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华夏政治文明几千年发展实践的当代符号载体。它不仅是中国政治文明的延续，也是其现代化的表现形式。这一制度作为传播中国政治文明的媒介符号，将《礼运》中基于“大同”社会理想内涵的“民本”“礼让”“诚信”“尊老”等理念，经过现代化转化和制度化实践，发展成为“以人民为中心”“全过程人民民主”等重要理念与理论成果，必将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思想资源。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