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海伟 文／图
风里夹杂着淡淡的海腥味，远处的紫璜山余脉静静地起伏着。灵川溪从脚下穿过，眼前是平整的农田、交错的水渠以及错落有致的村庄。很难想象，在这片宁静的日常景象之下，沉睡着一段跨越五千年的远古记忆。就在山海之间这片古称东汾的土地上，散落着远古时期的石斧、石戈、陶片以及贝丘遗存。这些没有文字的实物，真实记录着新石器时代滨海先民在此拓荒渔猎的漫长岁月。闭上眼睛，我们似乎能穿透岁月的阻隔，看到荒野上的先民正踏着滩涂上的退潮水痕，低头捡拾蚌蛤，寻找可以落脚的家园。
把时间推回5000到3500年前，那时的东汾是一片典型的滨海丘陵。北面的东汾山不高，却长满常绿阔叶林与蕨类植物，野兽出没其中。南面紧挨着古湄洲湾内海，港湾曲折，滩涂辽阔，潮间带藏着数不清的蛤蜊和牡蛎，近海处鱼虾成群。西侧的灵川溪蜿蜒入海，常年水流不断，形成了依山、傍溪、临海的地理格局。那时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先民无须远行，上山可以打猎采果，下海能够捕鱼拾贝，临溪便可取水耕种。这种山海相连的天然优势，让东汾山一带成为莆田沿海最早吸引人类定居的区域。考古发现，当时的聚落多选在海拔五六十米到一百米的缓坡台地上，既能避开海水倒灌与山洪，又贴近水源与滩涂，透出远古先民贴近自然又顺应自然的生存智慧。
这段历史并非深埋无踪，而是在岁月更替中屡次露出真容。1958年修建桂山水库取土时，福建省考古队在东汾山北坡采集到磨制石刀与石斧。这些石器通体磨光，刃口锋利，距今约5000年，是东进区域最早的人类活动证据。1993年，村民在旧寨尾岭头挖土时，在两米深的地方发现了一件石戈和一件石斧。石戈长20厘米，腰部带孔，轻薄规整，兼具兵器与礼器特征；石斧厚重坚实，是典型的砍伐工具。两件器物将时间拉回35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此后，东汾古陂溪边及树顶一带，又陆续出土了石斧以及带有绳纹、方格纹的夹砂陶片。从粗糙的罐釜残片到精细的石器，多次发掘证实，这片土地在长达5000年的时间里始终有人类繁衍生息。
石头是先民改变世界的核心工具。他们挑选坚硬的花岗岩与砂岩，打磨出锋利的石斧用来砍树开荒、搭建茅舍，用石刀收割谷穗、切割兽肉，用石镞狩猎防卫。
靠海吃海是先民生存的根基。他们驾着独木舟近海捕捞，退潮后去滩涂拾贝，吃剩的贝壳大量堆积，形成了今天看到的贝丘。上山猎鹿捕兔、采集野果，同样为他们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在渔猎之外，原始农业悄然兴起。先民用石斧砍倒树木，放火烧荒，再以木棒石铲松土播种，种下粟与稻，完成了从单纯索取自然到主动生产粮食的转变。伴随农耕出现的还有家畜饲养，出土的猪狗骨骼表明，定居生活已相当成熟。
日常生活的需求催生了手工业。东汾遗址的陶片证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懂得在泥土中掺入沙砾或贝壳碎末，以此增强陶器的耐热性。他们用手捏制或慢轮修整，做出圜底釜、罐、钵等器物用于炊煮储物，并在表面拍印出方格纹与叶脉纹。陶纺轮残件的发现，进一步揭示了原始纺织的存在。人们开始纺麻织布，逐渐告别兽皮蔽体的状态，生活的质感由此变得不同。
以血缘为纽带的先民们，在山坡与溪岸建起半地穴式或干栏式的茅舍，聚族而居。男性外出渔猎耕种，女性留在聚落制陶纺织、抚育老幼。整个部落共同劳动、共享食物，在面对不可知的自然时，他们开始产生朴素的信仰，或许会向着日月山川祭祀，用石器与兽骨祈求风调雨顺。
东进村的史前文化并非孤立存在。它与闽侯昙石山文化、平潭壳丘头文化处在同一体系内，是福建沿海海洋性史前文化的重要一环。生活在东汾的先民，与周边乃至海峡对岸的早期人群有着同源交流，他们沿着海岸线迁徙，跨海往来，用最简陋的舟筏，在闽台史前文化的传播网络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黄昏时分，夕阳把紫璜山的影子拉得很长，灵川溪的水面泛起细碎的金光。村舍里升起做饭的炊烟，远处传来几声犬吠。如果此时弯下腰，从溪边的土埂上捡起一块带有绳纹的陶片，用指腹摩挲那些粗糙的纹路，一种奇异的连接感便会顺着指尖蔓延开来。5000年前，或许就有一个先民，在同一个地点，用同样的姿势握着刚刚打磨好的石斧。紫璜山下的石斧与陶片，是东进村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从新石器时代的滨海聚落，到后来的建庙立村，从宋元时期参与海丝贸易，到明清抵御外侮，再到延续至今的民间习俗，这条5000年的脉络从未断绝。那些磨痕、纹路与残壳，没有随着海风消散。它们藏在泥土深处，构成了一部无字的史书。当后人站在东汾山巅或古陂溪畔，5000年岁月仿佛浓缩在一瞬间，先民踏浪归来、挥斧劈柴的身影依然清晰可辨。那不仅是闽海文明的源头，更是东进村世世代代守望的归宿与根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