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莹
黎晗的短篇小说《万木生花》（《当代》2025年第5期）读起来，就像一泡被遗忘多年的老茶。铁罐生锈，茶叶却转化出蜜桃香与仙草蜜的韵味。那味道，既熟悉又陌生，既亲切又带着一丝妖异。妖异，或许最接近黎晗在这篇小说中营造的审美氛围，一种绮丽的妖异，或者说是妖异的绮丽，二者在他的笔下缠绕生长，最终开出“万木生花”这般既枯寂又繁盛的意象。
作为福建作家，黎晗的辨识度不在于地域风物的罗织，而在于他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叙事语调，一种介于旁观与共情、嘲讽与温柔之间的暧昧姿态，让小说里的每一个人物都带着不合时宜的光泽，像旧戏台上卸了一半妆的角儿，你明知戏已散场，却还是被那张脸庞吸引。
小说从汪廷扬的死讯写起，七八个人争相通过微信通报，语气淡漠，内容大同小异。死亡本应庄严，却变成群聊里的八卦，穿插着用戏曲曲牌名做昵称的群友，以及一个年轻人怯生生问“这人是谁”。一位曾经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在金色音乐厅开过作品音乐会的艺术家，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人。黎晗不渲染凄凉，只是让老友在电话里说一句“太可怜了”，然后笔锋一转写老友嗫嚅着请求官方给予追悼会安排。这种不动声色的笔法正是妖异感的来源。读者在那些琐碎的对话里忽然意识到，一个时代的帷幕已经落下，台上的人还穿着戏服，却不知往哪儿走。黎晗行文的高明就在于，他不替任何人哀悼，只是让哀悼这件事本身变得荒诞妖异。
汪廷扬本身就是妖异绮丽的载体。他当年长发胡子大腹便便，一副艺术家派头，出狱后却是板寸头光鬓角，布鞋布包，那个著名的大肚子不见了。这种形象的断裂，让读者恍惚觉得不是同一个人，又觉得熟悉得像身边的人。更妖异的是他在饭局上表演的“亲热点烟法”，那是他在监狱里跟狱友发明的娱乐，众人拊掌大乐。可就在热闹的酒局里，有人喊了一声他的名字，他刷地站起来，两脚并拢身子板正，身后的椅子倒了下去。众人一愣继而大笑，他也跟着笑，嘟囔着“到哪都有人点名”。这个瞬间妖异到了极点，因为你笑的同时忽然不知道自己在笑什么，你笑的是一个劳改释放犯的条件反射，可这反射背后是漫长的牢狱生涯。黎晗不直接写伤痕，他让伤痕变成一种妖娆的姿态，变成酒局上的表演与笑声，让你在沉醉于那种烟酒嗓唱出的古曲之美时，忽然被狠狠扎了一下。这种将创痛转化为表演的叙事方式，是黎晗特有的美学策略。
小说中的叙述者“我”自称歪秀才，是一个处在夹缝中的人。他既懂老领导“静水流深”的为官之道，也真心为那泡老茶惊呼“哇塞”；他既觉得在酒桌上解读女主持人名字的玩笑低俗到想扇对方耳光，又在音乐家唱起宋元古曲时入了迷。这个叙述者游离在体制与文人、同情与嘲讽之间，像一株长在石缝里的植物，姿态别扭，却因此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东西。黎晗通过这个“不倒翁”式的叙述者，完成了一种暧昧的叙事伦理，他不替那位音乐家翻案，也不落井下石，他只是看着，记着，在茶凉了又热、烟点了又灭的间隙里，让读者闻到一股来自上个时代的气息。这种气息可能是蜜桃香，也可能是酸腐味。黎晗不替你分辨，他只呈现这种混沌，而妖异的绮丽，恰恰生长在这片混沌里。
最妖异也最绮丽的，是那个不断浮现又消隐的意象“万木生花”。它最初是汪廷扬当年组建的民乐团的名字，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符号。后来乐团散了，他坐了牢，这个名字也跟着老去，变成了只有几个老友还记得的旧词。可到了小说结尾，他死后，有人送来几罐老茶，生锈的茶叶罐上贴着宣纸小条幅，用小楷写着“万木生花”四个字。那不是他的字，那是他后来的妻子写的，而他的妻子不是旁人以为的食堂阿姨，而是一直追踪采访他的记者。这个反转来得安静却妖异。“万木生花”从乐团的名字变成茶叶罐上的墨书，从公共的、显赫的符号变成一种私人的、沉默的遗物。它的绮丽在于字面本身的诗意，枯木逢春，死而后生。而它的妖异在于，你不知道这“花”究竟为谁而开。叙述者说那张脸他从未见过，可回想起来却似曾相识。这或许就是黎晗对那一代文化人最深情的告别，不写挽歌，不写悼词，只写一罐老茶和四个字。
从本文看，黎晗写作的特色在于，他找到了一种既不控诉也不和解的叙事语调，让妖异与绮丽互相渗透。他不写大起大落的命运控诉，只静悄悄的写茶凉了又热，写烟点了又灭，写一个老人站起来又倒下，写一群老家伙在饭局上唱完古曲后各自散去。就在这些琐碎的间隙里，他让一种妖异的绮丽悄然生长，像那泡从铁罐里翻出的老茶，你以为它早就朽了，可热水一冲，它居然活了，居然还带着蜜桃香。这就是黎晗的本事，他让我们在废墟上闻到了花的香气，而那花的名字，叫做万木生花。
（本文作者系福州市社科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