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炬
清明时节的雨，总带着记忆的重量，埋有先人的地方，才是故土。节前，我独自沿水库边的山路慢行。山风湿润，远处杜鹃声起，一声，又一声，穿透漫山的雨雾，像在唤着谁。
去年冬至，在爷爷坟前，我俯身擦拭碑上湿漉漉的名字，忽然想起儿时夏夜——他躺在那把老竹椅上，蒲扇在月光里摇啊摇，摇出那些被水淹没的旧年月。如今，竹椅早已朽在柴房角落，只有水库依旧沉默。
1958年，东圳水库动工。爷爷用一副箩筐挑起3个年幼的儿子，背了半袋地瓜干，蹚过最后一片即将永沉的稻田。据说，他中途回望，看见祖屋的黛瓦一寸、一寸，没入水中。屋后苦楝树下，葬着6个未及成年便夭折的女儿。没有木牌，没有坟头，只有年年开花的树，记得她们曾来过。
这些故事我自幼听惯，却直到此刻，踩在雨后松软的山泥上，才真正懂得那份钝痛。路旁野杜鹃开得寂寥，粉白花瓣落在去岁的枯叶上，像一场无人瞧见的、温柔的祭奠。
记得6岁那年，随爷爷走亲戚，我在渡口走丢。一个卖枇杷的陌生阿嬷端详我许久，忽然拍腿笑道：“这不是谁家的外孙吗？”我那时不解，她何以认得出我眼尾上翘的弧度。直到多年后，我在舅舅脸上看见同样的弧度——原来山野民间，血脉早写成无声的暗号。
走累了，便在水库坝顶坐下，啃一个冷馒头。对岸有白鹭倏然掠水，漾开圈圈涟漪。许多年前，父亲为筹学费翻过天马山，他的身影，大约也曾这样惊扰过这片深水。那晚，他揣着姑奶奶给的钱回来，灶膛里柴火噼啪，他说：“山里人不怕路远，就怕心里没路。”
我终究没去成大学。入伍前夜，我将录取通知书轻轻压在爷爷牌位下。烛光晃动间，恍惚瞥见几个穿花布衫的小小身影在供桌后探头探脑，一眨眼，又化入满室青烟。
那些站岗的深夜，我常想起姑奶奶。最后一次见她，在轮渡码头，她拄着拐杖追着船跑，灰白发髻散作风中芦花。如今，航线已停，唯有那一声声呼唤，似乎还荡在水波之上。
日头西斜时，遇到一个扛锄头的老农，草帽下露出与舅舅神似的轮廓。我们相视一笑，不必问，也知他是去为某座坟茔添土。这山中的血脉，原来比水库更深，更沉默。
暮色四合，我对着苍茫群峰，喊了一嗓子。回声层层叠叠荡回来，仿佛里面有爷爷的旱烟味，有姑姑们想象中的碎花裙摆，也有父亲沉重而坚定的脚步。它们最终落进水里，化作万千银亮的游鱼，潜向水底沉睡的旧日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