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智勇
那时我上初中，每天要骑自行车上下学。学校是大济中学，从家里过去差不多3公里，通常10分钟左右。有时一个人骑就快点，如果一班人一块骑，会慢一些。
有段时间，从乌石路口到学校分岔口在修路，大概两三百米，上面倒满做地基用的土疙瘩石，有大有小，掺着从溪里捞上来的鹅卵石，坑洼起伏，十分难骑。女生经过此路，多半是下车推着走，男生就不一样，怎么都不愿下车，哪怕东扭西歪，不时脚尖点地。怎么说呢，炫技吧，也有在女同学面前逞能的意思。
那个早上，我一个人骑车，起得晚了些，小伙伴可能都到校了。经过那段石疙瘩路时冷冷清清，这冷清加深了我的紧张与焦虑，眼前全是早课老师凌厉的眼神。可能是心里固执地认为骑过去绝对要比推着走快些，我没有下车。
歪扭着骑过一半路，对面驶过来一辆三轮摩托——那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满街跑的有着十分嘈杂马达声的拉客车，开得摇摇晃晃，险象环生。有那么一刻，我们差点撞上了，大概是他为了避让我，做了一个本能动作，导致摩托车吃了一个大晃，差点栽倒。我也吓得伫在原地，一脚点地，另一条腿还勾在横梁上，满脸惊恐。
这时，他驻了车，走了过来。他脸色铁青，相当阴沉。我预感到有不好的事要发生，可我只会呆立原地。他走到我面前，一句话不说，甩下来一个大耳刮子，“啪”一声重重打在我惊恐的脸上。“骑XXX脚车！”他甩下一句粗话，狠狠瞪了我一眼，转身钻进三轮车，发动车子时又扭头瞪着我，吐了口痰，歪歪扭扭地开走了。
那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早上之一。时至今日，我依旧无法忘记那个耳光给我带来的阴影，以致我后来对某些糟糕的成人世界有着许多的怨恨与不满，诸如蛮横、霸权、凌辱、不由分说等等。他当时大概也在我现在这个年纪，50岁左右，或许更年轻，反正如今回想起来全是他一张模糊但充满暴力的脸。
实话说，我当时有抄起一块石头把他摩托车的挡风玻璃砸个稀烂的冲动。但仅仅只是冲动，这很快化作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我恨自己懦弱，没有与之一战的勇气。我想，如果今天“压路机”跟我一起骑在这条路上，我一定会跟他死战到底。我甚至想，如果我马上跑去学校告知他此事，他可能会冲出教室陪我狂奔回去讨个公道。“压路机”是我朋友的绰号，他壮实敏捷，每天打沙袋加自学李小龙技击法，重要的不是这些，而是他相当剽悍，爱打抱不平，敢跟任何人干，决不吃眼前亏。
那天放学回去之后，我始终在犹豫中没有告诉“压路机”这件事，也没有告诉任何人。我觉得丢了一次脸，就没必要再丢一次。“你傻啊，地上那么多石头，随便砸过去，打不过还跑不过？换作我，我肯定干死他！”我能想象他会这样跟我说，带着嘲讽的眼神。或者，他会说：“你还记得那鸟人的模样，记得他的车吗？咱们打回去，怕他个鸟！”
我们仍旧有说有笑，骑过那段石疙瘩路，拼着车技。我装作早上的一切都没发生。我甚至害怕被路过的其他同学认出，说，看啊，这个人，就是这个人早上让一个大人扇了一耳光！
那个晚上，我憋着一股劲，打沙袋比谁都狠，每一拳都当作扇向对方的耳光，把“压路机”都看傻了。但是，练得越狠越委屈，好像自己已然练就一身武功，可惜仇人已经死了。
我不知道当年这个开摩托车的人还在不在世上，如果活着，也是80多岁的老人了。假如让他来回忆过去的三轮摩托生涯，或许他会记得行车的艰辛，记得负荷最多的一次超载，记得躲避交警执法的惊险瞬间，甚至记得一两个逃单的乘客，但我敢肯定他压根不会记得曾经随手打过一个少年一记沉重的耳光。因为，这种事在那个年代太平常了。
你刻骨铭心，他云淡风轻。角度易位，很多回忆其实是不对等的。
之所以又想起这事，是因为今早在一个学校路口遇到了类似的事情——一个骑电动车逆行冲出的孩子让我一个急刹车，他身着校服惊魂未定的样子唤起了我的回忆。
当然，我们的结局远不一样。他尴尬地吐了吐舌头，骑着电瓶车，走了。我笑笑，摇了摇头，往下一单开去。几乎同时，我想起了那记耳光，想起那个充斥着暴力的年代，想起我们津津回味的怀旧色调里，并非全是温馨的画面。
我想，我这样的人还是活在如今的法治社会里好些，虽然或许还有一些阴暗面在，但起码像那样明目张胆的霸凌大概率不会发生。他们懂得一记耳光的代价，不会像过去那样随意输出。
一个良性发展的时代必然是从野蛮走向文明。我想，那些崇尚并习惯以暴力解决问题的人，那些曾经肆意扇出的耳光，早晚会在时代的进程中化为无形的回旋镖，一一击中他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