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福忠
东头街，是一条横卧于沿海之地的老街道。这街不算长，不过一里；不算宽，最窄处仅五尺而已。然而它却如一条固执的老血管，自宋代蜿蜒至今，输送着商贾的血液，滋养着两姓的宗族。
朱赏为朱氏之祖居此，当初也不过是寻常渔村。先为东沙，后分拆为东沙与朱寨两个宗族，一姓蔡，一姓朱，竟将一条街生生劈作两半。然而街市却不管这些，只管热闹下去。900年来，朱蔡两姓在此街相争相和，竟也成就了一番奇特的共生景象。
东头街的海产品上市不分季节。街两旁的摊位上，总是摆满了各式海货：带鱼银白如剑，黄鱼金黄似锦，还有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贝壳类，在晨光中泛着湿润的光。
每隔几个店面，便有一张海蛎桌，总有几个女人围坐在一起，谈笑风生，诉说家长里短。她们一手扶着海蛎壳，一手用铁制小“蚮挑”挑起一只只鲜活的海蛎，再熟练地放进面前的小木桶中。
姨姨家在东头街附近，小时候到她家作客，“海蛎煎”是必不可少的美味。我总以为，用东头街的海蛎做的“海蛎煎”，是全世界最好吃的美味之一。
街上也有许多摆摊的小商贩们，拿着刚刚在码头船上卸下来的海鲜。他们并不吆喝，只是在街角静坐着，偶尔有客人来，攀谈几句，就定好了价格。客人一般不还价，仿佛这价格是自古定下的规矩，不容更改。毕竟刚刚下船的海鲜，只有这里才有。整条街的空气中弥漫着海腥味，却不令人厌烦，反倒觉得这才是生活的本真气息。
街上的店铺，多是老字号。打金铺的老师傅戴着老花镜，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将金块敲打得极薄；药铺里的老中医，把脉时总要闭目凝神，仿佛在与病人的五脏六腑对话；算卦先生面前摆着八卦图，手指在上面摩挲，口中念念有词。这些营生，在别处或已式微，在此地却依然顽强地存活着。
街上有一家“百牟剃头店”。店门不过一丈见方，却挂着副对联，字迹早已褪色，却仍能依稀辨出“干天下头顶事业，做世上顶上功夫”几个字。店主是个精瘦老人，手持剃刀，在顾客脸上游走如飞。那刀法之准，动作之快，令人叹服。店内墙上挂着面斑驳的镜子，照出的人影都有些扭曲，却无人介意。这里没有一人一巾的讲究，二条毛巾即可擦净一天内所有客人脸面上的污渍。那赠送的掏耳朵的绝活，那种舒服感令人欲罢不能。老主顾们说，这店开了足有60年，剃头师傅从父亲手中接过这手艺，至今生意依旧热闹。
记忆中，街角处，常有个拉二胡的盲人，人称吓奶。我不理解他那个大男人为什么被叫作“吓奶”。他那把二胡拉得纯熟、凄厉。
很小的时候我见过他们夫妻俩在我们村行乞的情景，那个瘦弱的女人视力也不好，貌似只能勉强识路。她是他的拐杖，吓奶要么扶着妻子的肩头，要么拉着妻子递来的木棒，在乡间阡陌上缓慢而艰难地行走。
我们村子离东头街有七八里远，但也姓朱。村委会主任吓桂拿出了族谱，说阿奶是我们村这一房的宗亲。他吩咐全村人管好自己家的孩子，拴好自己家的狗，不准欺负他们。吓奶夫妻俩每次来我们村，总会受到善待，身上的黑乞袋也总是装得满满的。如果是到了中午，吓桂准会留他们夫妇到家里吃饭。
“七月出来啊七月半，家家户户公婆要讨债，有钱银子烧齐齐，没钱银纸烧一半啊……”“咚咚咚，哜”。吓奶的腋下夹了一节梆鼓咚，一手拿着竹板，另一手在竹鼓上拍打着节奏，他那略带沙哑的腔调唱的“乞丐诗”是至今为止我听到的最好的版本。
20世纪70年代末，吓奶来我们村。他是带着两个孩子一起来的，原来他的妻子在那不久前去世，留下两个幼小的孩子。在村委会主任家门前的巷子里，我亲耳听到他泪流满面诉说妻子种种的好。
此后他便不再出村行讨。每日，他就在街角拉胡，面前放个乞碗。那二胡声如泣似诉，那是倾注了他对妻子深深的思念。驻足的路人会丢下一两分钱。钱不多，却足以养活他和孩子。
我曾见他收摊时，用竹竿探路，慢慢走回家去。背影瘦削，却挺得笔直。
吓奶的二胡声，已经是40多年前的事了。如今，我经过此地时，那个转角弯已空无一人，只有几根杂乱放置很久的木头，上面的蜘蛛网纵横交错。
正月里，东头街便换了模样。朱寨大宫前的民俗表演引来四里八乡的看客。街的另一头金沙宫圈灯的喧闹声能传到几里外的大海。然而热闹过后，东头街又恢复了它惯常的节奏：清晨的海货交易，午后的茶肆闲谈，傍晚的炊烟袅袅，日日如此。
去年春节前，我再次来到东头街。恰逢细雨，青石板路上泛着水光，倒映出两旁老屋的轮廓。那些斑驳的砖墙，歪斜的门框，残断的柱子上泛黄的字迹竟在雨水中显得格外清晰。一位老人坐在屋檐下抽水烟，烟雾与雨丝交织，模糊了他的面容。
东头街终究会消失的，我想。不是轰然倒塌，而是如这细雨中的烟雾，慢慢消散。到那时，谁还会记得吓奶的二胡声，记得百牟剃头店的顶上功夫呢？
夜晚的东头街，安静得如同一幅水墨画。
不远处，浮山上，蔡襄雕像在灯光的反照下，宛如明月般皎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