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青华
腊月小年一过，莆田人便开始着手制作各式各样的年糕。厨房里，那袅袅升腾的烟火气中，氤氲着糯米、粳米与番薯交织而成的甜香。
我家的年糕，向来由阿嬷“操刀”，以“老三样”著称，即红团、番薯起和印糕。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做番薯起。
清晨，我跟随阿嬷前往厢房挑选番薯。偌大的箩筐里，层层摞满了秋收的红心番薯。阿嬷伸出布满老茧的手，挨个掂量着番薯，说道：“要选这种沉甸甸的，掐开一点外皮，若薯肉红得发亮，便是甜透了的番薯。”
挑选后，阿嬷便开始洗薯削皮，再将去皮的番薯洗净、切块后入锅，加入少量的水。入锅前，要预先在锅底倒扣一个小陶瓷罐子，用以收集番薯蒸煮时溢出的甜汁。我搬来一张小板凳，端坐在灶膛前，看着那慢火悠悠地蒸煮。火光摇曳，映照在阿嬷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
阿嬷将煮得熟透的番薯分批倒进粗瓷盆里，趁着余热，用木槌反复捶打，将其捣成泥状。偶尔发现几根薯筋，也会被她细心地挑出，只留下细腻绵密的薯泥。接着，她往薯泥里添加酵面粉，说：“有了它，发出来的面才会香气四溢、松软可口。”她把酵面粉与面粉一同掺入薯泥之中，搅拌均匀，直至搓揉成团。再将面团打进木盆，盖上盖子，用一张小被子将木盆包裹起来，让面团温暖发酵。
次日，当阿嬷解开那层保暖被子，只见薯泥面已膨胀得满满当当，占据了整个木盆，表面布满细密的气孔。往其中加入面粉，继续揉搓，直至再次揉成面团后，将其放入盆中继续发酵。
待发酵至恰到好处时，阿嬷揪下一小块薯泥面，凑近鼻尖轻嗅，面露满意之色道：“闻闻这酸香味，恰到好处。”说完，她便加入白糖，又称出准量的碱，在掌心细细捏碎、搓匀。她说：“糖要揉得均匀，番薯起才能甜得均匀。碱是用来中和酸味的，用量必须精准，少了会显酸，多了会发苦。”说罢，她挽起袖子，双手径直插进薯泥面中反复揉捏。面团在她的掌心不断翻卷，发出黏软的“咕叽咕叽”声。“要揉到能拉出薄膜才行。”她边说边抓起一块面团示范，“乔迁用的面饼，要做成圆形，寓意团团圆圆。结婚用的面饼，则要做成双喜形，讨个好彩头。”我捏出的面饼歪歪扭扭，边缘还沾着些许碎屑，阿嬷却如获至宝般将它摆进蒸笼，笑着说道：“小孩子做的叫‘福娃饼’，带着福气，更好哩。”
当蒸笼升腾起白雾，整个厨房都弥漫着番薯起的香甜气息。刚出锅的番薯起黄润饱满，宛如憨态可掬的小胖墩。阿嬷用芦苇叶精心折叠、捆扎成花形，蘸上食品红，趁热在每个番薯起的正中央点上一朵鲜艳的红花。她温柔地说：“这叫点红，能添喜添福。”
除夕日，阿嬷将番薯起、红团、印糕、灶糖和红橘整齐地摆放在供桌中央。当新年的钟声敲响，她便端来热气腾腾的番薯起，分给家里每个人，满含期许地说：“吃了番薯起，日子甜如蜜！”
家乡的番薯起，那一口松软香甜的滋味，混合着柴火的烟火气息，深深地烙印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成为我对年味最深刻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