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丽珠
一
“阿囡，起床磨豆啰！”母亲在院子里叫唤姐姐的声音，打破了清晨宁静。此刻，似乎一骨碌起床也按捺不住肚子里的小馋虫在蠢蠢欲动。
母亲挑着浸了一夜的黄豆往老屋方向走去，边唠叨说都农历廿四了，别家都磨好豆了，父亲怎么还没回乡，语气里满是担忧。埕院石磨旁，有乡人在磨。见到我们，她两眼和嗓门顿亮起：“阿紧来！”
母亲用小勺子把胀鼓鼓的黄豆请进石磨眼里，添入井水，示范几遍后，叫我来做。她和姐姐推石磨，像两只毛驴般，一圈一圈地绕着石磨转。在不急不缓中，石磨上盘与底盘不断切磋欢唱，黄豆完成了第一次变身。
四角系在木架上的纱布早就在等了。母亲将磨好的浆水倒入过滤纱布中，开始上下左右摇动。我和姐姐抢着轮流接手，渐渐地，豆渣抱成一大团球，像是做了一场梦，一醒来，已和豆汁分离。
生豆浆煮沸才能喝，而我们的肚子早就叽里咕噜响个不停，灶台风箱被我们拉得呼呼作响。火苗呼哧呼哧地舔着大锅底，母亲手持大瓢不断搅拌，生怕锅底焦煳，坏了这一锅好滋味。
外面鸡鸭闹成一团，此刻那些温热的豆渣，便是它们的泼天富贵，几只甚至争斗到厨房来。
终于，豆浆沸腾几遍后，浓郁香味从锅里漫出来，飘出厨房。母亲舀出几大瓢，加入米粉，或者加入白糖，喂足了我们的胃。“呃——”听到我们满足的打嗝声，母亲神情愉悦，手中的活儿却没有停下：点卤水成豆花，压豆花成豆腐块，切豆腐块，油炸豆腐块……
二
写春联、贴春联也足够忙两天。在母亲眼里，这些属于“文化人”的事。她只负责把一本卷了边的旧春联书、半瓶墨水、一把毛发略秃的毛笔从旮旯里翻出。年年如是。
父亲读过几年书，写得一手不太漂亮但也独特的毛笔字，乡里几户人家年年买好大红纸，请父亲帮忙写春联。他耐心十分，将红纸折好、割开，再铺展。不一会儿，“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冬去山明水秀，春来鸟语花香”等句子一一洇开。最喜欢“春回大地风光好，福满人间喜事多”了，风光好不好那时不会欣赏，对于小孩来说，过年喜事就是有吃有玩。
我们小孩负责将写好的春联放在地上晾干。待到我们识字后，父亲执意将“衣钵”相传，明明我们都是小学生，却被父亲戏谑地称作“大学生”。没有来客时，父亲会在一旁看，更多时候是和客人喝茶、抽烟，交流社会见闻、赚钱门道等。烟雾缭绕中，有时会迎上他们的目光，得到客人的赞扬：“写得有样子啊！”有没样子那时不懂，就觉得那是必须完成的事情，否则母亲的唠叨如紧箍咒般缠上来。
贴春联可不好玩。沿海冬天的风像刀子，一阵一阵的。顶着刀子风，我们几个分工明确，搬梯子扶梯子的，刷母亲自制浆糊的，负责传递春联的，至于上下联顺序，全然不顾，正如母亲说的“有红就好”，倒也速战速决。当然，过不了两天，她可能就得从草丛里捡到一两张逃跑的春联，再亲自贴实。
红纸边角料也被利用起来了，水缸、水桶、灶神龛、风箱、猪圈，都写上字贴上了。家里家外，红彤彤的一片，看着就无比喜庆。
三
今天杀两只鸭两只鸡，用铁线穿上挂起来，明天去谁家买来几斤羊肉洗净坛子用白酒腌上，后天采山姜叶子备足红团馅……母亲恨不得生出十双手。
我们恨不得生出十张嘴。红团有绿豆馅和糯米馅两种，趁热吃，清香无比。我们最惦记的，还是父亲带回的一大箱冰冻带鱼、排骨。在我们强烈要求下，母亲拗不过，不等大年三十，便提前将它们油炸了，膨松松地装了一大盆，吃起来脆酥酥的，第二天嗓子也不冒烟。炒过油锅的紫菜也是脆得很，那是正月初一早晨必吃线面里，最受欢迎的配料。食物不是很丰富，但吃起来就是有滋有味，连梦里还在嚼啊嚼的。
母亲忙得如旋转的陀螺，我们却总被外面的热闹吸引——“嘭——”一声巨响像发布的集结令，召唤着每个孩子。不用说，做爆米花的外乡人来了！孩子们仿佛都长了千里眼、顺风耳，很快地，在大队埕院中心地带围成一圈，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外乡人操作。他支起葫芦形铁罐，从米袋里量了一勺麦子，倒入黑乎乎的小转炉，上紧炉口后，往炭火上添了几块炭，便一手拉风箱，一手握着手柄不急不缓地转动。不一会儿，外乡人将手一挥，示意我们往后退。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我们捂住耳朵，又是“嘭嘭”巨响，白色烟雾中，那条挂在转炉上的长口袋蹦出了爆米花，如潮水般涌了一地，白花花的，香气也四面八方地炸开了。不用说，都纷纷掉头回家讨要原料和工钱去了。
……
后来，我们走出乡村，见过更繁华的年节，却再无年少时热烈的盼头。超市的年货琳琅满目，却再也堆不出家人一起手作的温度。有关春节里的记忆，那些丰盈的温暖的快乐的，都贮存在年少时，好像也只有在那时，我们完成了一辈子里过春节该有的所有仪式……那些记忆藏在时光褶皱里，都成了隽永的故事，永远鲜活，年年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