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华 文/图
琉球群岛，如碧波之上的珍珠链。历史上，琉球与福建莆田结下了一段绵长而深厚的情缘。这段情谊，载于史册之中，流淌在族谱的字里行间，凝结于跨海的日常器物里，扎根于共同的民间信俗中，共同谱写了一曲跨越海洋的文明交融史诗。
族缘：血脉相连的寻根之路
“琉球蔡氏宗亲多次回乡认祖归宗。1987年，我第一次与琉球蔡氏宗亲握手，印象极深。”12月2日，91岁的城厢区东海镇金沙宫董事会董事长蔡美林说，当年，琉球蔡氏宗亲远远望见蔡度祖墓，便跪地叩拜。那样的场景，他终生难忘，真切地感受到血脉相连的亲情。
琉球与莆田最深厚的情感始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这一年，明太祖朱元璋为巩固海疆、扶助藩属，特赐“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这并非普通移民，而是承载着先进文化、航海技术与外交礼仪的精英团队。
“闽人三十六姓”中，莆田人占据重要一席。史料记载，玉湖陈氏第12世孙陈康，便是从原莆田县北高乡美澜村扬帆远航，抵达琉球后定居于国王特赐的“唐营”（即久米村）。陈康凭借才能，先后担任通事（翻译兼外交官）和航海总管，负责维系至关重要的朝贡船队往来，成为琉球对外交往的中流砥柱。这些莆田移民及其后裔在琉球备受礼遇，成为政治、文化、经济领域的中坚力量。他们不仅将中国的文化、技术引入琉球，而且在漫长岁月中始终铭记自己的“闽籍”根源。
清康熙年间，久米村文人蔡文溥在《示同宗子弟》中写道：“余蔡氏乃闽泉郡人……蔡氏可谓盛矣。”字里行间，满是对闽籍身份的自豪。
来自莆田市东海镇的蔡崇二是琉球蔡姓的始祖。福建省文物局革命文物处处长蔡靖杰博士和民间文化研究者蔡盛强提供的《莆阳蔡氏宗谱》《久米村系蔡氏家谱》记载，其元祖蔡度乃宋代名臣、莆田先贤蔡襄的后裔。如此明确的族源记载，为日后琉球蔡氏宗亲跨越数百年的寻根之旅埋下伏笔。
2007年5月3日，由蔡襄第20代后裔喜纳政轨率领的琉球蔡氏宗亲代表团一行21人，专程回到莆田寻根谒祖，受到800多名宗亲热情迎接，双方共叙亲情。琉球蔡氏宗亲激动地表示“要常回家看看”。
今年12月3日，在莆田市阔口玉湖陈氏祖祠，莆田学院原研究员陈天宇出示了一封1991年3月28日寄自琉球的信。信中日语与汉语夹杂，有些晦涩难懂。经日本千叶大学博士后、莆田学院工艺美术学院李丹副教授翻译，得知这是一位署名“仲本盛康”的陈姓宗亲寄给玉湖陈氏祖祠名誉理事长陈德发的信。信中祝贺玉湖陈氏祖祠落成，感谢邀请参加祭祀大典，并表示因身体不适未能成行，期待日后相聚。
据悉，数百年来，以琉球久米崇圣会、琉球蔡氏门中会、阮氏我华会等为代表的闽人后裔组织，持续通过修缮祠堂、编修族谱、组团回闽寻亲祭祖等方式，保持与福建故土的联系。
这条寻根路，诠释了何为血浓于水。600多年的风风雨雨，终究未能隔断那份源自共同祖先的深切认同。
物缘：跨海贸易的文明印记
除了人的流动，在漫长的朝贡贸易与民间往来中，莆田物产融入琉球社会，成为文明对话的永恒印记。
北宋蔡襄《荔枝谱》记载，莆田荔枝干通过“水浮陆转”，远销新罗、日本、琉球等地，备受喜爱。清代琉球官方文献中，明确记录了莆田桂圆在琉球市场的行情，可见此类贸易已成为常态。莆田所产红糖经由福州柔远驿等中转站输入琉球，丰富了当地的饮食文化。
查阅1947年编撰的《兴化文献》，已故文史学者陈长城在《宋代莆田工业》一文提到“宋府志兴化县徐州有青瓷窑”。这表明，莆田庄边窑是南宋至元初的龙泉系青瓷窑场。1995年至1997年，考古学家在琉球王国都城首里城的仓库遗址中，清理出613件龙泉系青瓷，其中相当一部分在胎质、釉色、纹饰上与庄边窑产品高度一致，尤其是独特的斜向折扇纹、卷云纹和“Z”字形篦点纹。这些青瓷碗盘，不仅是实用餐具，还是审美与工艺的载体。它们默默诉说一个事实：早在八九百年前，莆田的窑火就已映照琉球王室与贵族的生活。
文化的交融也体现在建筑形态上。在莆田、泉州等沿海地区，置于屋顶、墙头用以镇风辟邪的“风狮爷”十分常见。这一习俗随“闽人三十六姓”传入琉球，逐渐演变为极具特色的琉球狮子。它们多为石制或陶制，成对出现于屋脊、门庭、桥头，一张一闭的嘴形寓意“驱邪”与“纳福”。轻便的织物狮子则悬挂厅堂，用于镇守家宅。
在东海镇金沙宫，76岁的金沙宫副董事长蔡红苗对琉球狮子印象深刻。他与同事找到了琉球蔡氏宗亲首次认祖归宗时交换的“信物”——一块印有“琉球红型”字样的麻布印花狮子，图案为狮子戏球，形态可爱。
蔡靖杰说，琉球狮子遍布琉球城乡，其造型意涵与功能同莆田等闽地风俗一脉相承，是中华文化在琉球本土化生根的生动例证。源自莆田的寻常物产，精准契合了琉球社会的需求，超越了单纯的商品属性，成为文明交流的载体，让琉球人世世代代铭记着海对岸。
信俗缘：共奉神祇的海洋之歌
2012年，琉球蔡氏宗亲不辞劳苦，辗转日本来到莆田，参加蔡襄千年诞辰庆典祭祖仪式。
金沙宫董事们展示了宫藏的另一件珍贵物品——琉球蔡氏宗亲带来的一幅彩色的琉球竹帘画。画面上半部绘有几朵盛开的刺桐花，下半部是一艘悬挂琉球标志、于碧波上航行的帆船。
在共同的海洋挑战面前，琉球与莆田都怀着对平安丰饶的美好祈愿，在精神文化层面产生深刻共鸣，形成独特的信俗格局：官船拜尚书，民船拜妈祖。
陈文龙，是南宋时期莆田籍民族英雄，因抗元殉国，被敕封为“水部尚书”。陈天宇介绍，位于福州台江的万寿尚书庙是明太祖朱元璋敕建祭祀陈文龙的祠，明清时期成为中琉航路上的重要精神驿站。庙内清代石碑多次记载“琉球国人”“琉球国船队”前来捐金祈愿、答谢神恩的往事。尤为重要的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莆田籍状元、册封琉球正使林鸿年顺利完成使命归国后，特奏请道光皇帝为阳岐尚书庙主祀的陈文龙御赐“护国佑民”匾额。
其实早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因妈祖庇佑使节船队的灵验事迹，宋徽宗皇帝便御赐“顺济”庙额，并封妈祖为“灵应夫人”，这为日后妈祖文化的全国性乃至国际性传播奠定了权威基础。
妈祖作为海上女神，随着“闽人三十六姓”的迁徙而深深扎根琉球民间。《球阳》记载，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移居琉球的闽人便创建了天妃庙。1450年，琉球建立起第一座官方天妃宫。明清时期，琉球王国境内共建造了3座妈祖庙。琉球人不仅虔诚祭祀妈祖，还将其与本土习俗融合。久米村的闽人后裔把祭妈祖纳入家族祭祖仪式。
共同的历史记忆亦镌刻着中琉携手抗倭、抵御外侮的情谊。《兴化文献》还收录《兴化倭祸记》一文，详述兴化避倭、防倭、驱倭、抗倭历史，里面记载明洪武七年（1374年），总兵官吴祯率军巡海至“琉球大洋”，驱逐倭寇，“获其兵船，献俘京师”。虽记载简略，却将莆田（兴化）地区的抗倭历史与琉球海域的安全联系起来，显示早在明朝初，中国水师已在琉球群岛区域维护海防、保护藩属，体现了两地在安全上的休戚与共。
从洪武年间“闽人三十六姓”扬帆东渡，到21世纪琉球后裔寻根；从庄边青瓷的冰裂纹理，到荔枝干的唇齿甘甜；从屋脊上遥相呼应的石狮，到共奉一炷香的妈祖殿前，琉球与莆田的情缘，是一部跨越600多年的文明对话史。
琉球蔡氏族谱上“琉球忠惠流芳表 原籍福建莆田”的墨迹，虽历经岁月，仍清晰可见。这份源自历史深处的人文厚度，如东海之水，深沉绵长，见证着“寻常器物留印记，血脉信仰总相连”的永恒故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回望这段琉球的莆田情缘，其中蕴含的和平交往、文明互鉴的智慧，依然闪烁着启迪当下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