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支平
朱熹，是继孔孟之后中国思想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哲人。自20世纪以来，关于朱熹生平、思想及其学术体系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
然而，在这片广袤的研究版图中，长期存在一个被忽视的部分，即朱熹与福建莆田地区的深层关联。莆田，自唐宋以来便以“文献名邦”“海滨邹鲁”著称，然其在朱熹思想形成及闽学传播过程中的关键地位，却常被淡化、边缘化，甚至被遗忘。正如《朱熹与莆田》一书所指出，迄今不少重走“朱熹之路”的学术工程与纪录片，竟未曾触及朱熹理学思想初步确立的重镇——莆田。这一学术空白，不仅削弱了闽学研究的完整性，也遮蔽了理学南传的真实脉络。
在此背景下，由莆田市朱子文化研究会和莆田学院莆仙文化研究院主编的《朱熹与莆田》一书可谓应运而生。该书以本土学者的文化自觉与史学功力为基础，历经多年文献爬梳与田野考察，以坚实的史料与系统的论证重建了朱熹与莆田之间的思想脉络、人物网络与文化互动。全书视野开阔、论证严密，不仅回应了学术史上的空白，更以一种“双向互动”的思维范式，为理解“思想家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路径。从学术史角度看，它是对闽学研究体系薄弱处的一次补充；从文化史角度看，它则是对理学南传路径的一次重绘。
整体来看，《朱熹与莆田》全书共分十二章，另附录一篇，体例宏整、脉络清晰。第一、二章为总论部分，确立研究框架与问题意识。第一章“研究朱熹与莆田关系的意义”指出，探讨这一主题不仅关涉朱子学的地域生成逻辑，更涉及理学思想在地方社会的生长机制。莆田在朱子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承先启后、南北交汇”的地位，其士人群体的精神风貌、书院制度与教育传统，为理学在福建的兴盛奠定了坚实基础。朱熹早年游学莆阳，与方翥、林光朝、陈俊卿等人往来论学，既受其风气熏陶，又以理学思想反哺地方士林，形成理学与地域文化相互滋养的格局。第二章则以文化史的视野描绘宋代莆田的整体面貌，从经济、信仰、教育与社会结构四个维度揭示理学得以生发的文化土壤。作者认为，木兰陂的修建不仅改善了农业条件，更孕育了“以农促教、以教兴文”的社会循环；妈祖信仰的广布体现莆田社会兼容并包的宗教传统；而海洋文化的开放性与科举制度的繁荣，使莆田成为“海滨邹鲁”，既重道义又尚功名。书中一句评语极具洞见：“理学不独为书斋之学，而是社会精神之学。”这一判断将理学的生成视作地域社会结构与精神文化互动的结果，为朱子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解释维度。第三至第十章为主体部分，作者以人物为经、事件为纬，系统梳理朱熹与莆田士人的交游网络及学术互动，重建了理学在地方社会的生成、扩散与制度化过程。第十一、十二章则由史入今，探讨朱熹书法遗迹、纪念祠宇与书院遗址所体现的“文化记忆”，并以“朱子文化品牌”为例，论证理学精神在当代社会的转化路径。全书结构完整、层次分明，形成“学术史—人物史—文化史”三位一体的论述体系，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史学功底与文化自觉。
与以往单向论述“朱熹影响地方”的研究不同，该书最大创新在于提出朱熹与莆田之间“过化”与“反哺”的互动。作者以翔实史料重建朱熹理学思想的重要转折期——绍兴三十年（1160年）至次年春的莆田之行。书中考证，朱熹在莆田拜访了有“南夫子”之称的林光朝及方翥、方士端等理学前辈，其曰“少年过莆田，见林谦之、方次云说一道理，说得精神，极好听，为之踊跃鼓动；退而思之，忘寝食者数时。好之，念念而不忘……”正是在此期间的莆田访学，推进了朱熹从“出入佛老”到“以儒为宗”思想转向的步伐。莆田理学的厚实积淀与本土学派的思想刺激，正是促成这一转变的不可忽视的因素。进一步地，书中从禅宗文化、藏书传统与政治网络三方面论证莆田对朱熹思想的“反哺”：莆田盛行的禅宗文化，为朱熹早期对佛理的理解提供了参照；方氏、孔氏等家族的藏书，为其学术研究提供助力；而陈俊卿、郑侨等莆仙名臣在朝中对理学的倡导，则推动了朱子思想的制度化传播。由此，理学南传的历史被重新还原为一个充满互动与共构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未止步于思想谱系的梳理，而是进一步追溯理学赖以生长的文化生态。书中第一章第二节“宋代莆田文化生态”的论述尤具启发。作者指出，莆田文化教育的崛起与木兰陂水利工程的建成密不可分。北宋钱四娘、林从世、李宏等人接力修陂，使昔日“盐淡不分”的荒滩变为沃壤，农业繁荣带动了教育兴盛与士风转化。作者引恩格斯之语：“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从而指出理学的勃兴建立在坚实的经济与社会基础之上——“仓廪实而知礼节”，理学之道因而得以在闽中沃土生根。更为深刻的是，书中以“海洋文化”与“妈祖信仰”为例，揭示莆田理学开放包容的特质。作者指出，海洋的流动性赋予莆田文化以通达与兼容的精神，而理学的传播亦由此具备外向性与交流性；理学以理为本，海洋以通为体，二者交融，遂成莆田文化之精魂。与此同时，莆田社会在儒、释、道三教并行的语境中，形成了以“敬天事亲、重道崇德”为核心的道德共识，使理学伦理自然渗入日常生活、宗族组织与社会秩序，成为维系乡教与士风的重要力量。作者的这一论述，使理学社会化与文化生态化的研究视野达到了新的高度。
除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论述外，《朱熹与莆田》在史料运用上亦显示出极高的考据功力。第三至第十章中，作者大量引用《兴化府志》《莆田县志》《朱子文集》、碑刻、族谱及书信题跋等原始资料，旁征博引，条分缕析。书中不仅考述朱熹与陈俊卿、林光朝、叶颙等同辈名臣的交往，也详尽描绘朱熹门人陈宓、黄士毅、方士繇等莆籍后学的传承谱系。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朱熹在莆仙的题刻、匾额与石刻遗迹进行了系统考辨，如“与造物游”崖刻、“第一山”石刻、“敬恕斋铭”等。这些散落于山林祠宇的遗迹被视作理学传播的物证，以考据学的精度转化为思想史的厚度，使抽象的学统重新具象化。更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并未满足于学术重建，而是以强烈的现实关怀将历史研究与当代文化建设相连接。在书末“朱子文化品牌及其时代价值”一章中，作者主张以朱子文化为纽带，推动地方文化振兴与社会伦理重建，提出“文化自信既在于继承传统，更在于创造性转化”的命题。这种经世致用的学术姿态，使该书超越了一般学术著作的史料整理意义，而具有鲜明的文化战略价值。
综上所述，《朱熹与莆田》是一部兼具史学厚度与思想深度的著作。其以宏阔的学术视野、精审的史料考据和生动的文化叙事，系统重构了朱熹与莆田之间的思想脉络与精神共鸣，既填补了闽学研究的空白，也为理解理学的地域化传播提供了新的范式。在当前学术语境中，思想史研究正经历“去中心化”与“地方化”的转向，《朱熹与莆田》的价值正在于此：它以莆田为切口，揭示地方文化如何反哺思想、推动文明，展示理学南传的社会逻辑与文化动力。其叙述方式既是对朱子学传统的致敬，也是对思想史方法论的一次革新。正如书中所言：“朱子之学，根深于理而花发于世，其道历久而弥新。”这部著作的问世，不仅让我们重新理解“理学何以闽化、闽学何以成朱”，更让人看到思想与地域、历史与现实之间那条生生不息的脉络。《朱熹与莆田》的出版，不仅是对朱子学研究体系的有力补阙，更是当代闽学史重构的学术里程碑。
（作者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教授，中国朱子学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