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谈
提起木兰陂，莆田人都知道钱四娘、林从世、李宏等人筑陂的故事，也知道它是一座兼具引水、蓄水、灌溉、排洪、挡潮功能的水利工程，但不少人忽略了那两条从陂身延伸出去的南渠与北渠。它们一左一右，像木兰陂伸出的手臂，把溪水引向兴化平原。这不是两条简单的水沟，而是一张精密的水网：主干分出支渠，支渠再蔓延出毛渠，像毛细血管一样深入每片田地、每个村庄。这些水路不仅灌溉农田，也曾是莆田古代的交通脉络，船只往来，沟通城乡，人们依水而居，生活与文化都围绕着它们展开。可以说，没有南北二渠，木兰陂或许只是一座历史的纪念碑。有了它们，木兰陂才真正塑造了莆田的地理格局、经济命脉与文化肌理。所以，南渠和北渠不只是地图上的两条线，它们是流动的历史，从古代流到今天，看着两岸从田野变成村落，再从村落变成城市，自己也从灌溉工程渐渐融为城市记忆的一部分。
吴清华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浪漫》中，最打动我的正是那些写南渠的篇章。他笔下有水边鲜活的人物、端午的龙舟、河埠头的喧闹、往来的沟船、南洋平原的炊烟，还有荔枝林、柿子林和秋天的稻草房子……他不急着讲大历史，而是带我们走进水边的日常。这些细碎的片段，慢慢汇成一条温暖的河流。
他的南渠，既是真实的地理存在，也是承载集体记忆的容器。他不堆砌方志资料，只写自己亲历的生活：洪水来时的惊慌、龙舟下水的热闹、甘蔗林里的童年。正是这种具体而真实的叙述，让文字有了跨越地域的感染力。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让许多事物变得越来越像的今天，这样的写作格外珍贵。吴清华并不试图代表谁，他只是诚实记录一条河流如何滋养一方水土，一方水土又如何塑造一群人的性格与命运。这种扎根于特定土地的写作，反而触碰到人类共通的感情——对故乡的眷恋，对逝去时光的怀念，对生命来处的探寻。
读这些文字，你会慢慢理解什么是“在地性”写作，什么是真正的“地方感”。“地方感”不是风景明信片，而是能让读者闻到水的气息、感受到风的温度，理解那片土地上的人为何如此生活。吴清华用朴素的笔调，为我们保存了一个正在远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一条沟渠、每一缕炊烟，都在轻声诉说：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
也许我们要问为什么要强调“在地性”？其价值与意义何在？在全球化时代，文化有变得千篇一律的风险，而“在地性”写作通过对“小地方”的深描，保存了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深入的“在地性”书写往往能触及更普遍的人性深度。正如文学理论常说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一个写得足够深、足够真的“地方故事”，反而能引起更多读者的共鸣。对于作家和本地居民而言，“在地性”写作是一种文化身份的追寻和确认，回答“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处”的根本问题。它使得文学版图不再是单一中心，而是呈现出多个富有活力的、根植于不同土壤的文学中心，形成了“中心”与“地方”的丰富对话。
“地方感”当然也远不止是“风景描写”，它是一个多维度的、立体的建构，不仅是山川河流、建筑街道的样貌，还包括光线的变化、植被的色彩、人们衣着的式样，还有习俗与仪式，包括年节庆典、红白喜事、独特的禁忌与信仰、特定的耕作方式、手艺传承、饮食偏好。“地方感”当然也包括精神认同层面。一片土地因其历史、地理和经济方式，会孕育出当地人共享的某种精气神。一块土地所承载的集体记忆，如洪水与干旱、丰收或饥荒会成为一种精神底色，深刻影响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的情感结构，让人感受到人物对故乡的眷恋、疏离或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
难能可贵的是，吴清华的写作并没有为了“地方感”堆砌很多文史或习俗方面的资料，而是用细心和耐心在读者心中建构起一个鲜活、可感、可信的“小世界”。他的这种“在地性”写作也是一个由外而内、由物质到精神的建构过程。它从可触摸的物理环境出发，穿过可感知的人文氛围，最终抵达可共鸣的精神世界。
吴清华的写作有种农人对待土地般的虔诚。他的每篇文章都像一株作物，需要节气、阳光、雨露，不能匆忙。在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他依然保持农耕式的时间观：该浸种时浸种，该插秧时插秧。这种写作的耐心，本身即是对浮躁世风的温柔抵抗。
读他的南渠系列，你会明白：真正的“在地性”写作从不画地为牢。恰恰相反，当一条河被写得足够具体、真切，它就能超越地理边界，成为每个人心中故乡的象征。吴清华写的是莆田的南渠，触动的却是所有人关于故乡的记忆。
如今，现实中的南渠两岸不断被现代化改造，传统的生活方式渐行渐远，吴清华的这些文字就成了珍贵的文化档案。它们不是冰冷的记录，而是带着体温的记忆，是可以在字里行间重新流淌的故乡。
南渠依旧流淌，流过莆田的田野村落，流过时光的缝隙，流进每个游子的梦里。这或许就是文学最温暖的力量——它让消逝的得以保存，让远去的重新靠近，让每个人都能在文字里找到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