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 黄凌燕 李俊华 杨怡玲 文/图
今年中秋，高朱村九旬老人高亚美眼角的皱纹里盛满笑意。他的侄女高丹华从台湾专程回来与他团聚了。
高亚美是居住在湄洲岛上最高龄的乌丘老人，也是台湾海峡北口四大灯塔之一乌丘灯塔守灯家族中最年长的族人。高家一家三代接力守灯，达127年。高丹华父亲叫高阿皮，是乌丘灯塔最后一任灯塔主任。
中秋，多少年来，这个百年守灯家族最不忍提及的话题。
上世纪40年代，日寇占领乌丘屿，高亚美和弟弟高阿皮回湄洲岛念书。1949年，原本计划一年后学完《幼学琼林》返乡，却因高阿皮思父心切，彻底改变了人生轨迹。
那年农历八月十三，12岁的高阿皮瞒着14岁的高亚美，登上开往乌丘屿的渔船。农历八月十四，渔船抵达乌丘屿码头，在两地渔民的记忆中，那是湄洲岛来往乌丘屿的最后一趟渔船。之后，两地隔绝，乌丘屿由台湾方面管辖。从此，高亚美再也没能回到乌丘屿的家，连高阿皮去世，他都无法去送行。
乌丘屿，距离湄洲岛仅18海里，是昔日湄洲乡的一个村。乌丘屿的居民大多是湄洲岛的渔民。1949年以前，每年渔汛期，都有千余名湄洲岛渔民住在乌丘屿。
回乌丘屿，高亚美盼了一年又一年，每当中秋来临，望着乌丘方向，总是神情黯然，摇头感叹。
记者调查发现，至今在湄洲岛上，还有多名曾在乌丘屿生活过的渔民，自1949年以来，他们与乌丘亲人隔海相望，一晃半个多世纪。
“8岁那年，我独自坐上回湄洲岛的船，没想到和父亲一别就是一辈子。”莲池村退休校长、84岁的李瑞仁，其家里客厅墙上，挂着从乌丘寄来的“全家福”照片，照片上唯独缺了他自己。每逢佳节倍思亲，明月何时照我还？看着照片，李瑞仁向记者介绍他的亲人，含泪诉说着悲欢离合。
1949年夏天，父亲带着他和3个哥哥到乌丘屿居住。没过多久，他跟随老家渔船回湄洲岛，从此与家人失去联系。1979年，李瑞仁收到乌丘寄来的一封家书，这才知道父亲1968年去世。
乌丘屿上的原住民大多是湄洲东蔡石后、高朱和莲池的渔民。渔民捕鱼间歇，常在乌丘屿休整，渐渐就定居下来。过去渔船在湄洲岛与乌丘屿之间往来频繁，运送渔民，也运输生活物资。
东蔡村的蔡世杰回忆，他的祖父蔡亚华出生在湄洲岛，祖母蔡亚凤出生在乌丘屿。祖父在湄洲岛与乌丘屿之间的海域捕鱼，和祖母定居在乌丘屿。
抗战期间，蔡亚华把新婚不满3个月的妻子送回湄洲岛，留在乌丘屿的他被日军殴打，险些丧命。回湄洲岛后，再也无法出海捕鱼。此后在湄洲岛自学造船，至70岁退休时，建造超过1000艘船，可没有一艘船能把他和妻子送回曾经生活的乌丘屿，这成为他们一生的遗憾。
“你听过‘系乌丘’吗？这是在乌丘捕鱼的莆田话说法。”莆田妈祖中学教师李天保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系乌丘”。乌丘屿缺淡水，只有一口水井，渔民们围绕水井建寮楼，他的祖父就住在曾祖父建的寮楼里。乌丘屿被称为“离岛的离岛”，之后是台湾当局严控民众进出的敏感区域。离湄洲岛18海里距离，过去可随意进出、十分熟悉的乌丘屿，对湄洲岛岛民来说，一下变得如此遥远、陌生。
“我小时候听母亲说，乌丘屿没有沙滩，生活单调，她和发小郑凤英折纸船，把纸船放入海里，心想能漂流到湄洲岛。”在高朱村经营民宿的潘黎明告诉记者。
潘黎明的母亲高金姐小名妹仔，出生在乌丘屿，父亲潘金森是湄洲岛人。高金姐与潘金森在湄洲岛成婚后，再也没能回到乌丘屿，与郑凤英依靠书信联系。
“这些从乌丘寄来的书信和照片，我母亲生前最为珍视。”潘黎明收藏的10封母亲的信件，均是与郑凤英的往来信件。
中秋明月高悬，从湄洲岛凝望海峡，相距18海里的乌丘屿，依稀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