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秀莲
“你去跟亚长说说，让阿莲也去顺昌待几个月，她天天闹着要去！”我听见母亲在跟父亲说。
“去了，岂不给人家增添麻烦？”父亲说。
母亲坐在门槛边的板凳上缝补衣服，夕阳的余晖懒洋洋照在她蓝色的斜襟本地衫上，跳跃着点点金黄。母亲把针往头发里划了几下，又说：“亚长是个好人，咱就去几个月，你试试去说下。”
亚长是我家的一位亲戚，是十里八乡人人皆知的顶呱呱人物。他睿智能干，是最早一批的包工头，顺昌县里好几个项目都是他承包建设的。他带领众多乡亲在顺昌立下了汗马功劳，也给许多家庭带来了经济收入。乡亲们都非常尊重他，提及他无不竖起大拇指。亚长也是重情重义的汉子，短短一年内，他盖起了三座五间厢，一座给自己家，另外两座给他的哥哥和弟弟。
晚上，没有月亮，只有点点星光，父亲拿着手电筒，去了亚长家……没多久，我跟村里的一对夫妻，踏上了去顺昌的旅程。
那年，我七岁，第一次出远门，宛若一只被囚困笼子里的鸟儿，扑腾着羽毛未丰的翅膀，诚惶诚恐地飞向陌生的天空。
那年，亚长在顺昌桂岭承包建设水电站工程，主要工作就是把溪边那座山整掉一部分去填溪。我大姐夫在工地干活，我大姐在工地当炊事员，掌管103名工人的一日三餐。
那里有座山，山下有条溪，溪边有几座木头房子，是大家自己搭了住宿用。烧的是煤，装米饭的是铝饭盒，没汤没菜，泡点盐水就是汤，几片榨菜就是菜，但这样的伙食已经比在老家以地瓜为主食的生活改善了许多，大部分乡亲身体都变壮实了。
每天黄昏降临，工人们灰头灰脸从工地回来，抱着铝饭盒“呼哧呼哧”吃得欢腾，然后又简单冲个澡，躺在简陋的木床上，美美地进入梦乡……周而复始，工地干活是辛苦的，内心却是甜美知足的。累点怕啥，休息一个晚上，力气又滋生满满，第二天又能在工地生龙活虎地抡锤挥锹，挑土砸石……能吃得苦中苦是忠门半岛人民坚韧不拔的骨气，挣钱持家是他们永不熄灭的信念和责任。
每次炸石炸山时，负责点药的人会提前通知大家做好安全准备。大姐每次都让我和她一岁多的大儿子躲在床底下。有一次，在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下，有一部分碎石还是雨滴般“哗啦啦”砸在屋顶上，我们俩吓得在床底下缩成一团。
那时候，上厕所要经过一家小卖店，小卖店有个年龄和我相仿的小女孩，每天都抓着一大把糖果之类的零食在店门口吃个不停，胖得眼睛都挤成一条细缝。有一次，我上厕所，在小卖店门口，她狠狠地挡住了我，不让过，还得意扬扬张开手掌在我面前炫耀着那些糖果、瓜仁。胆小怕事的我退回顺着溪边绕远路去厕所。第二次还是如此挡在我面前。等到第三次，我不知哪来的勇气，抢过了她手里的那把糖狠狠地摔在地上，又狠狠推了她几下。她奇怪地盯了我几秒，转身跑进了小卖部。我迅速捡起散落地上的糖果揣进了裤兜，心脏“咚咚咚”跳个不停。从此以后我上厕所，小女孩再也不敢来挡道，只是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瞧着我。
因有米饭的滋养，一些日子过去了，我变胖变白了，右脸上的那个酒窝更深了，大家都忍不住说，这丫头，长得不错。年底了，要回老家了，大姐给我买了套新衣裳，这一打扮更漂亮了，一只丑小鸭变成一只美丽的小天鹅。回到了老家，当父亲母亲惊奇的目光从我身上掠过，我读懂了一个词，叫“慈爱”。
除了大姐、大姐夫，父亲、二姐、二姐夫，于许许多多的父老乡亲也跟着亚长在顺昌打过工。大姐夫在顺昌打工算是时间最长的，11年，辗转于桂岭、马溪等9个地方。
大姐夫干活卖力能吃苦，无论在哪个工地都受人欢迎。那年在溪边的山坡上点药炸山，不料出了点问题，他整个人在山坡上被炸药冲到溪边，左小腿被炸得血淋淋的，人已奄奄一息躺在溪边，众人哭成一团。所幸大姐夫命硬，生命无大碍，只是左小腿终生留下坑坑洼洼的伤疤。
异乡打工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众多老乡的一种生存状态。大部分妇女守着家园，辛勤耕耘着几亩庄稼地，抚养年幼的孩子，照顾年迈的老人，撑起了半边天。
七岁那年的一次远行，回来后让我在同龄伙伴中炫耀了一整年。在他们眼里，我俨然成了个肚子里装着故事的了不起人物，也刷新了同龄伙伴最远只去过田野捉蝴蝶、蜻蜓，采野花的纪录。
而远行的意义是什么？当我懂得思索这个问题时，也明白了答案：远行，只为烟火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