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狮
母亲去世已有22个年头，明年中元节是她的百年诞辰。她是村里一户穷苦农家的女儿，全家除了种少许薄田外，平日在外靠脚力挣些收入。而我家是书香门第，祖上留下有后花园的明代故宅。曾祖父是村里唯一的私塾先生，每年执教村里十多位学童。祖父算是阔少爷，娶了城里大户人家的千金作妻子。他挂怀表，抽水烟，一个双面嵌小品画的精美小锡罐装着好茶，连茶壶也是紫砂壶，论家境应该不错，却为何给父亲娶了一个穷人家的女儿？直到20世纪70年代，有天我在外打工回家，母亲细告家史，我才知道家道中落的原因。
原来我家没有耕地，仅有一片果园，上面生长着数十棵龙眼树。祖父以这片果地作抵押，借贷了壹佰元银圆，挈妇将雏到厦门开了一家小商店，卖香烟、酱油等杂货维持生计。旧社会民不聊生，物价飞涨，到了生活难以为继的时候，祖父只好忍痛把最小才7岁的儿子卖了250元，取百元回家赎回果地，余钱留在厦门继续开张店铺。然而不幸的是，父亲在厦门念书的哥哥与姐姐相继夭折，于是父亲就成了祖父身边的一棵独苗。
1938年，日本鬼子开始侵犯厦门，当时父亲已回老家。有一天，祖父去同安卖货，单身在厦门的祖母突然听到日寇登岛的消息，惊慌失措锁上店门，急忙搭乘轮船逃回老家。自此在厦门的置业与财产全没了，一家人再也没去厦门。好在日寇铁蹄没踏进莆田，祖父靠采摘果园的龙眼烘焙成桂圆干，通过海运到江浙一带贩卖，再从当地捎带油纸伞、红灯笼回来转卖。但在抗战期间，战火纷飞，生意亦不畅，生活日况愈下，直到临近抗战胜利时，祖父才勉强给26岁的唯一儿子娶了同村的一个穷女孩成家。
母亲小父亲7岁，她勤劳善良，孝顺贤惠，和父亲相敬如宾。祖母是小脚女人，平日足不出户，只在家里烧火做饭，而其余家务活全由母亲揽下。全村地少人多，农闲时村里的男人大多做竹器，即用毛竹加工制作竹床、竹椅之类日常生活用品出售。父亲不做竹床竹椅，专门制作竹筷。在莆田，冬至是个重要农家节日，家家都要备好红箸（即竹筷）一副上供，因此在冬至前两月，父亲特别忙碌。他先要制作大量竹筷的坯子，而母亲则用特制利刀把竹筷坯子加工为成品。因竹筷坯量多，还须雇村里不少妇女共同加工。加工后的竹筷成品还要染红晾干。一副红箸十双，前后两排要漆红，这道工序也全由母亲一手完成。最费时的是把十双红箸整齐排成四行，再用缝纫线扎牢成一副。最后父亲还得用纸张把十副红箸包扎成捆，堆叠成担，套上麻绳。那时没有交通运输工具，全靠肩挑。次日天色微明，母亲就和父亲一起各自挑着担子，远行二三十里到黄石、笏石集镇，或乘汽船到涵江卖给商店经售。到了下午，父母回家了又投入紧张的劳作。
母亲为父亲生育了五男一女。为了供养子女读书，她和父亲一样起早贪黑，不辞辛劳，共同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村子里有个女人的传统副业，就是用旧布片粘贴裱褙成一定规格的布片，卖给鞋厂作旧式布鞋鞋面和鞋底的衬布。在村里几乎家家女人都会“褙布”，母亲也不例外，为了搜集废旧的布料，她和大姨两人进深山，去仙游，不知走了多远的路，才购回一担旧衣服，回来后还得拿到河边清洗，晒干后再用小刀片割成块块碎布片，装进箩筐备用。裱褙布片的糨糊是番薯浆，即番薯制作淀粉后留下的薯渣再煮熟而成。裱褙通常是在一张平板桌面上，取起来后再贴在墙壁、木板上晾干，或贴在砖埕上晒干。母亲的“褙布”副业是我家的一项主要经济收入，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莆田鞋城崛起后，“褙布”副业才退出历史舞台。
母亲是个文盲，唯独喜欢看莆仙戏。记得上世纪50年代有年春节下午，她带我和弟弟去城关庙里看戏，临出场时，我瞧见庙里有卖红团的摊子，便嚷着要吃红团。母亲掏出零钱买了两个，谁知此时观众蜂拥出场，把我和弟弟挤压在人群中。幸好有个壮年人抱起我兄弟俩出了场外，从那以后，母亲再也不敢带孩子进城看戏了。
母亲晚年因得了糖尿病很少出门，我有时回老家见她与邻居老姐妹玩“四色”还挺开心。到了2003年夏，她已卧床不起了，在南京念大三的儿子暑假回家，从劳务市场雇了个保姆回来照料她。到了12月，我去北京参加一次“新文学创作研讨会”，离会前大会组织代表游览八达岭长城。因长城上天寒风大，归来后我感到身体不适，服药调理，故没能回家看望母亲，心想待冬至日回去扫墓时一并探望。谁料离冬至还有两天，忽然得到母亲离世的消息。我追悔莫及，急忙携妻回老家为母亲办理后事。据照料母亲的保姆讲，母亲弥留之际一直喊着我的名字，还曾说儿子和孙子都是大学生，她没有什么遗憾。但没能让母亲最后看上我一面，却成了我的终生抱憾。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母亲平凡而伟大，我永远感激和怀念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