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從中國重量級官員口中，相距11130公里的深圳與硅谷（港亦譯「矽谷」）正式聯繫在了一起。而且，還發生在一個極為特殊的時點。
此前，在韓國慶州參加APEC峰會的中國最高領導人，談及2026年承辦城市深圳時曾有過兩個定義，即「世界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迹」，以及「互利共贏開放戰略的重要窗口」。有權威分析家表示，作為國際多邊外交場合，這其實更多帶有向外推介性質。
隨之而來的，外交部長王毅在相關場合進一步闡述深圳中選的諸多理由時，又給出了surprise。他說，深圳被譽為中國「硅谷」和「南方科技中心」，集中了中國「十五五」規劃建議中的諸多重點發力的先進產業，是中國式現代化成就的象徵。
從事外交工作43年，且擔任外長一職前後逾12年的王毅，素來秉承中國外事系統官員的風格，既剛柔相濟、不亢不卑，又字斟句酌、絕無虛言。據稱，相比於首都北京、魔都上海，深圳方面無論官方還是民間一直渴望擁有「科技之都」的名號。而現在，當「中國硅谷」的定義突然來臨，無疑代表着一種「欽定式」的認可。
自上世紀50年代硅谷聲名鵲起，全球從來不乏試圖複製者，包括以色列的硅溪、印度的班加羅爾、英國的硅環島，日本的筑波科學城、韓國的板橋科技谷，等等。在中國，從北京的中關村到後來的上海、杭州、合肥，一時間遍地開花。直至今時今日，深圳才在APEC的舞台上獲頒燙金證書。
必須承認，深圳與硅谷的距離，或要遠比兩者的物理距離更加遙不可及。深圳建市當年，作為硅谷核心的聖荷西已建市130年。那一年，深圳GDP約合1.69億美元，而聖荷西都會區是其74倍之多；那一年，深圳的城市道路總長不足10公里，而聖荷西一帶101、280、680高速公路貫穿而過，早晚堵車已經開始；那一年，深圳全市電話容量不足500門，而聖荷西貴為全球通訊王者貝爾實驗室的根據地。當深圳剛剛開始嘗試學習「三來一補」時，1980年12月12日蘋果公司已登陸納斯達克，1.01億美元的融資更堪稱1956年福特汽車IPO後最有影響力的一次上市行動。
直至有完整數據統計的2024年，深圳的GDP已達3.68萬億元人民幣，硅谷一帶則為1.23萬億美元。差距依舊存在，但顯然已能看到「尾燈」。若再將版圖放大，2024年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總量已達14.79萬億人民幣，以年平均匯率計約2.1萬億美元，相當於加州當年數據的一半。但別忘了，如果單獨分拆加州，後者可歸為美中日之後世界第四大經濟體。
還有一組數據頗值一觀：2024年中國的研發GDP投入比，已從3年前的2.44%上升至2.68%，合計3.6萬億元人民幣；而深圳該項數據是6.46%，相當於全年2236.61億元。再具體到華為公司，一年投入研發1797億元，營收佔比20.8%——值得一提的是，過去10年其總投入12490億元，且從2021年開始從未跌破20%一線。
正版硅谷為何成功，又為何「姜桂之性老而彌辣」？無非三條——依託周邊斯坦福、加州伯克利大學長期支持科學原創研發；囊括全球實力最強勁的風投機構；4000公里外美東兩大證交所鼎力支持。有分析人士曾斷言，此三錦囊，獨屬硅谷。
果真如此？事實上，當戴上「中國硅谷」的冠冕，以APEC的名義對外發出請柬時，深圳同時也正向大灣區的眾弟兄們投遞出邀約。而香港，首當其衝。
很明顯，深圳知道自己的軟肋在哪裏。又偏偏，香港是解決這個難題最好的答案。其中，兩大優勢非常明顯，即香港是頂尖人才庫和基礎研究之引擎。2025年QS世界大學榜上，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分列17、36和47名，在計算機、工程科學、數學、物理、生物醫學上獨樹一幟。特別是在美國頭部大學因「政治爭拗」被迫瘦身之際——以哈佛文理學院為例，其科學類招生未來兩年將下降75%——香港，看到機會。
其二自然是港股市場。最新數據顯示，今年以來，香港IPO市場高踞全球之首，有80多宗新股上市，集資額逾270億美元；港交所目前正處理約300宗IPO申請，其中一半以上與科技相關，當中不乏來自泰國、印度、新加坡及哈薩克斯坦的企業，中東地區的公司也快上路。
不必諱言深港兩地的瑜亮情結。只是，如果香港在保持自身「超級聯繫人」及「超級增值人」角色的基礎上，以APEC峰會為契機，再與深圳聯手成為「超級合夥人」，從主流敘事中刻意強化的「雙城記」，切換到「許昕+馬龍」式（最強左右手構成乒乓球雙打巔峰王者）的「黃金連檔」，那麼所謂「中國硅谷」只是一個開始，一個更大的命運共同體，亦正構建。
「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來自Beyond樂隊的《海闊天空》，深圳、香港乃至整個大灣區人，都熟悉，亦都鍾意。香港商報記者 子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