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郁达夫先生以诗文名世，其小说、散文、旧体诗，早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然而，先生的才华，不止于笔端文字，更流溢于纸上的墨迹。他的书法，笔致纵横，意态洒脱，既是其文心的自然流露，亦是一段段历史的真实印记。
先生一生漂泊，从富春江畔到风雨南洋，留下了大量书信、手稿、题辞等墨宝。这些遗墨，历经战火与流离，幸存至今者，弥足珍贵。它们不仅是研究郁达夫生平行谊、交游唱和的第一手史料，更是触摸那个时代文人精神气韵的鲜活载体。每一通手札，都可能隐藏着一段尘封往事；每一帧题字，或许都映照出先生彼时的心境。
正因如此，本报与富阳区郁达夫研究学会特辟栏目《达夫遗墨考鉴》。本栏目将陆续刊出先生存世墨宝，逐一加以考证、辨识。我们愿以严谨之态度，梳理源流；以知人论世之心，解读笔意，力争为学界提供可靠的史料，也为所有热爱郁达夫先生的读者，打开一扇更近距离感受先生风采的窗口。
墨痕虽淡，可证沧桑。期待通过这些纸上的光影与笔触，与您一同走近一个更加真实、更为立体的郁达夫。
又是一年毕业季，百年前，郁达夫写下《中学生向哪里走》一文，为迷茫中的青年指明方向。
曾经呆立在“大风圈外”，也曾经生逢乱世而不沉沦，“赋到沧桑句自工”，郁达夫对中学生自有美好的期待！而他的教育理念，今日读来仍旧振聋发聩。
独居苦学的觉醒之路
少年郁达夫有过几段回乡索居独学的生活，前后算起来有15个月的时间。第一次是1911年11月杭州府中解散后约9个月，第二次是1912年12月被育英书院（之江大学预科）开除后约2个月，第三次是1913年5月因不满意教会学校的奴化教育而退学后约4个月。这一段经历，“对我的一生，却是收获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预备时代”。
他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学习计划：“每日清晨，起床之后，我总面也不洗，就先读一个钟头的外国文。早餐吃过，直到中午为止，是读中国书的时间，一部《资治通鉴》和两部《唐宋诗文醇》，就是我当时的课本。下午看一点科学书后，大抵总要出去散一回步。”
富阳老城区北门外的野田，西门外的农村，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然而，他看到的不是乡村美景，而是中国农村的破败与农民的苦难。
他在与农民的交谈中了解到，即使是有十亩田产和一间茅屋的“中上人家”，一年辛苦下来，除去完粮纳税、买肥料、租秧田的费用，剩下的粮食也不够一家五口一年食用。“不得已自然只好另外想法，譬如把稻草拿来做草纸，利用田的闲时来种麦种菜种豆类等等，但除稻以外的副作物的报酬，终竟是有限得很的。”
郁达夫敏锐地指出：“在二十几年前头，即使大地主和军阀的掠夺，还没有像现在那么的厉害，中国农村是实在早已濒于破产的绝境了。”
从乡村回来，等待郁达夫的是每日由上海寄来的日报。英国兵侵入云南占领片马，东三省疫病流行，广州的将军被刺……“凡见到的消息，又都是无能的政府，因专制昏庸，而酿成的惨剧。”
革命的声浪并没有给郁达夫带来喜悦，反而让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他反思道：“平时老喜欢读悲歌慷慨的文章，自己捏起笔来，也老是痛哭淋漓，呜呼满纸的我这一个热血青年，在书斋里只想去冲锋陷阵，参加战斗。为众舍身、为国效力的我这一个革命志士，际遇着了这样的机会，却也终于没有一点作为，只呆立在大风圈外，捏紧了空拳头，滴了几滴悲壮的旁观者的哑泪而已。”
中学生要有强壮的身体、高深的学识、稳固的理想、有用的技术
1930年，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黑暗时期。郁达夫已经从那个“大风圈外”的少年，成长为一位著名的作家和坚定的革命者。他与鲁迅一起在上海参加了各种革命活动：1928年春参加“中国革命互济会”；1928年6月与鲁迅编辑进步文艺月刊《奔流》；1930年2月与鲁迅等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1930年3月参加“左联”。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郁达夫写下了《中学生向哪里走》一文，为迷茫中的青年指明方向。
郁达夫首先明确了中学生的定义：“大约系指国民中间的一部分青年，在某一个相当的年龄之下，已经修完了相当的初等教育，为造成社会的健全人格，正在进入中等教育机关中，而在修学的男女学生而言。”
他认为，中学生正处于“阳春二三月生活力极盛的时候”，身体的发育“到此特行紧张，一步飞跃，就须脱离幼年的稚弱而转入青春泼剌的活动期去”。因此，“比什么都重要的，就是将来的强健体格的锻炼与育成。”
郁达夫甚至语出惊人：“我以为中学教育的目的，若在造成为改革社会而奋斗的勇士的时候，那就是把现在中学课程中的大半科目，尽行删去，而以强身养气的操练来代替，也并不为过。”
郁达夫进一步强调：“社会的组成，由于个人的集合，个人的事业作为，系于他的身体的康强，而个人身体的强弱的分歧点，却在这一个中学修学时代的两三年当中。”
郁达夫自己就深受体弱多病之苦，因此，他特别希望中学生能够重视体育锻炼，拥有一个“轰轰烈烈的壮强身体”。
郁达夫又对青春期的特点阐述说，青年在中学修学时期，生理上必然会发生两种特异的现象：“第一，是性的发动，第二，是因性的发动的结果，而对于人生的怀疑。”
郁达夫警告说：“这两种现象，若不适宜善导，使驱入于积极的能动的方面去，则一个青年的生死都还难保，其他什么国家，什么社会，什么人类的问题，当然都谈不到了。”
因此，他认为“中学生的出路的第一条，就在上举的两重铁门关的打破，与一个轰轰烈烈的壮强身体的培成”。
但是，“光有了强壮的身体，而没有高深的学识，稳固的理想，有用的技术，来指使这个身体，那么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新旧军阀底下的兵卒龟兔之类，都是这一批东西——也是万万不可以的。”
所以，“中学生的出路的第二条，就在有用的知识的获得。”
郁达夫特别强调，中学时代是一个人学习的黄金时期。“大抵一个人的记忆力最强，习惯性最容易养成，好奇心最发达的年龄，就在这十三四岁的中学时期当中。而这记忆力、习惯性、好奇心的三者，却是获得确实的知识的三大要件。所以中学时代读在那里的书卷，是一生到死也不会遗忘的基本知识。”
他以自己为例：“别的人我不晓得，单就我自己个人来说，我觉得在大学里、在社会上，所得到的经验学问，真正有限得很。我现在在这里使用的一点外国文的根底，和常识的一般，都还是在中学时代修得的东西而已。”
然而，学识有种种不同。“有些学问知识，说起来原也很高深，性质上许也很有趣，但是因为不适合于我们现代社会的缘故，修得了之后，往往是非徒无益，反而有害的，也很不少。”
因此，郁达夫告诫中学生：“在获取知识的当中，要先定下一个标准来，注意到时代社会的潮流趋势，加以一番慎重的选择才可以。”
“教育要注意发展创造欲”
1932年12月，郁达夫应邀来到位于杭州萧山的湘湖师范学校，在演讲中提出了“教育要注意发展创造欲”的著名观点，这也是他对中学生期望的最高升华。
他的观点至今都具有先进意义：“人最难的是‘创造’。创造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创造是以自己的认识和经验来发明新的事物，为大多数人谋福利。”他引用英国大哲学家罗素的话说：“人有两种欲望，一是创造欲，二是占有欲。”他深刻地指出：“如果中国人个个能够把创造欲发展起来，中国就有办法了。”
郁达夫痛心地说：“一个国家，大家讲究如何去占有，不去研究如何去创造，就不可能富强起来。”这不仅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深刻批判，也是对教育本质的深刻反思。
那是一个沉重的时代责任，但郁达夫相信，只有勇敢地承担起这份责任，中学生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在福州抗日救亡运动中，郁达夫经常深入学校，为学生作演讲。1937年12月18日，郁达夫在福州光禄坊刘家大院的寓所中，为前来拜访的文学青年程力夫（当时还是一位中学生）写下了著名的题词：“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
春江畔，故居前，那是少年达夫的形象，他深邃的目光穿越了富春江的天际，始终透视着他对中学生的美好期待。
《癸酉夏居杭十日梅雨连朝》
诗稿
十日钱江水急流，
满天梅雨压杭州。
怪来丝米盘盘贱，
我替耕夫织女愁。
癸酉夏居杭十日梅雨连朝
郁达夫（双印）
此件内容为郁达夫自作诗《癸酉夏居杭十日梅雨连朝》，1933年题写于杭州。
该诗以前并未录入《郁达夫诗词抄》（周艾文、于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及《郁达夫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由福建郁达夫研究专家陈松溪先生首次披露并考证为郁达夫佚诗。
据陈松溪《郁达夫四首佚诗的发现》：“这首诗的发现，要感谢一位文史界的朋友。1998年夏，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负责人李厚威先生打电话告诉我，他因鉴赏林则徐等名人的书画，在陈捷先生家看到一幅郁达夫墨宝，写的是一首诗。他建议我前往观赏并鉴定……上款不知何故全缺，是否被人有意地挖去实在可惜。据说，陈捷先生从厦门购买来时就是这样的，因而无法知道郁达夫是书赠何人的。这可说是一件憾事。”
此手稿与上述文章发表在《新文学史料》2006年5期后，被郁达夫研究界公认《癸酉夏居杭十日梅雨连朝》为郁达夫佚诗，录入新版《郁达夫全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该件于2024年12月8日在浙江嘉艺秋拍上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