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春晓
母亲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东西从灶间走出来，白雾顺着碗沿袅袅升起，模糊了她鬓边的碎发。“先吃了早餐再去，可不能空着肚子受累。”她把碗递到我手里，语气里满是叮嘱。我低头看去，碗里卧着三个圆滚滚的糖鸡蛋，金黄的蛋黄裹在晶莹的蛋清里，甜香混着热气直往鼻尖钻。在物质匮乏的上世纪七十年代，糖鸡蛋已是最金贵的补品，平日里母亲自己舍不得吃一口，却总把最好的都留给我。我鼻尖一酸，抬头看了眼母亲眼角的细纹，没说话，狼吞虎咽地把一碗鸡蛋吃了个精光，暖意顺着喉咙滑进胃里，也漫进了心里。放下碗，我拎起竹篮，转身走进了天还未亮的晨雾中，身影很快便被朦胧的雾气裹住。
脚下的小路还浸着昨夜的雨水，湿滑难走。我一边快步前行，一边在心里默念：今天是生产队开放摘茶叶的日子，摘得多，工分就多，能帮家里减轻不少负担。一想到这儿，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四月的江南，春寒未消，细雨总是缠缠绵绵，尤其是清明节前后，那雨细得像牛毛，飘在脸上凉丝丝的，却又带着挥之不去的湿意。
走到离茶山不远的地方，就听见了妇女们“叽叽喳喳”的聊天声，夹杂着竹篮碰撞的轻响——原来已经有不少人提前到了茶山脚下，都在趁着天亮前的间隙说着家常，眼里却藏着几分争胜的急切。天渐渐亮了起来，晨雾慢慢淡了些，妇女队长站在高处，清了清嗓子喊道：“大家安静点，听我口令才能开始摘，不许抢，按规矩来！”集体时代的人们，大多温顺又听话，随着她的大嗓门一声令下，刚才还热闹的茶山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沙沙”的采摘声和“咔嚓”的掐芽声，每个人都低着头，手指飞快地在茶树枝头穿梭，生怕慢一步，就少摘一些茶叶，少挣几分工分。
清晨的茶山，雾还没有完全散尽，山间的空气湿漉漉的，吸一口都带着草木的清香，却也透着刺骨的凉。茶树枝头和路边的杂草上，挂着晶莹的露水，风一吹，便簌簌往下掉。我刚摘了一会儿，裤脚和鞋子就被露水打湿了，冰凉的湿气顺着裤管往上爬，冻得双腿发麻。雾水混着额头的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模糊了双眼，喉咙里也变得干涩难受，刚才吃的糖鸡蛋，腥味混着甜酸味，在喉咙里翻涌，像有小刀在轻轻割着，又痒又疼。没过多久，肚子也开始隐隐作痛，一阵一阵的恶心感袭来，只想呕吐，眼前的茶山、茶树，甚至身边的人影，都在不停地旋转，双腿发软，再也站不稳。我连忙扶住身边的一棵茶树，慢慢挪到一块石头旁坐下，刚一落座，喉咙里的东西就再也忍不住喷了出来——早上吃的三个糖鸡蛋，全都吐在了草丛里，再呕出来的，就是苦苦的胆汁，呛得我眼泪直流。我鼻子一酸，真想放声大哭，也真想转身回家，可一想到母亲的期盼，想到家里的难处，又硬生生把眼泪憋了回去。咬咬牙，我用袖子擦了擦嘴角，歇了片刻，又重新拿起竹篮，继续摘起了茶叶。
集体采摘茶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先抢“跳毛头”——也就是茶树枝头最顶端的嫩芽，那嫩芽最嫩、最值钱，摘完“跳毛头”，再一遍又一遍地梳理茶树枝，把能摘的嫩叶都摘干净，直到茶树上几乎看不到一点绿色的嫩叶才肯罢休。全小队的妇女都挤在这块不大的茶山上，密密麻麻的身影在茶树林里穿梭，没有人敢偷懒，也没有人敢停下，大家都想着多摘一点，多挣几分工分，直到妇女队长的大嗓门再次响起：“收工喽！都把茶叶背到仓库称重！”大家这才停下手中的活，揉了揉发酸的手腕和脖子，把盛满茶叶的竹篮和布袋背在肩上，慢悠悠地往生产队的仓库走去。称重的时候，我紧张地盯着秤砣，当看到自己的茶叶重量时，心里不由得一阵欣慰——除了队里几个常年摘茶的能手，我的数量竟然也排在前面，挣到了比平时多不少的高工分。
带着几分欣慰，又藏着几分难以言说的委屈，我背着空竹篮回了家。一进门，我连鞋子都没换，就懒洋洋地瘫坐在院子里的靠椅上，眼眶里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在里面打转，却始终没敢掉下来。母亲正忙着在灶间烧火做饭，听到动静，探出头来，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回来啦？再等一会儿，饭就快好了，累坏了吧？”看着她忙里忙外的身影，鬓边的白发在阳光下格外刺眼，我不由得想起了母亲日夜的操劳——她不仅要操持家里的柴米油盐、洗衣做饭，还要和男人们一样，下地干活、承担繁重的体力活，还要默默扛起家里的经济重担。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家里的煤油灯总会亮到很晚，母亲坐在灯下，一针一线地缝补着我们穿破的衣服，那细密的针脚，缝进去的是辛劳，是牵挂，更是对我们满满的关爱。她用自己瘦弱却坚韧的身躯，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安稳的天空，为我们挡住了世间所有的风雨。
我抬手擦了擦眼眶，心里忽然想通了——这点摘茶的委屈，这点身体的疼痛，和母亲那一碗沉甸甸的糖鸡蛋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和母亲日复一日的操劳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不能让母亲知道我吐了鸡蛋，不能让她为我自责，更不能让她因为我而心里难受。那一碗糖鸡蛋，是母亲最朴素的爱，是那个匮乏年代里最温暖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