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华
骆伯年在民国时期的杭州金融圈子里算一号人物。不过咱们要聊的，不是他银行家那摊子事，而是他作为“跨界达人”——摄影师身份，跟郁达夫有一段挺有意思的交情。
这事得从1933年说起。
相识：风雨茅庐里的一顿饭
那年秋天，郁达夫刚从上海搬到杭州住。为啥搬？说起来也简单——他跟王映霞结婚了，想找个安静地方过日子。杭州这个地方，风景好，熟人也不少，他就在场官弄建了个房子，起了个名叫“风雨茅庐”。这名起得，多少带点自嘲的意思。
骆伯年那时候在浙江商业银行做事，具体是在杭州分行当襄理。这人生得斯斯文文，戴副眼镜，看着像个教书先生。他有个爱好——拍照。那时候玩相机可不便宜，一台莱卡够普通人家吃半年饭了。好在他在银行工作，薪水厚实，玩得起。
俩人怎么认识的呢？说起来得感谢一个共同的朋友——曹聚仁。
曹聚仁那会儿也在杭州，跟郁达夫挺熟。有一天曹聚仁跟骆伯年吃饭，聊起郁达夫刚搬来，就说：“走，带你认识认识去。”骆伯年一听，挺高兴。他读过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啊，《春风沉醉的晚上》啊，都看过，心里头是佩服的。
一个秋天的下午，骆伯年拎了两瓶绍兴酒，跟着曹聚仁去了风雨茅庐。
曹聚仁一进门就嚷嚷：“达夫，给你带了个朋友来，银行家，还会拍照！”
郁达夫那天在家。他这人，熟了之后很随便，但头回见生人，多少有点端着。骆伯年后来的回忆文章里写过这段——当然，不是正经八百的回忆录，是在一个摄影杂志的角落里写的，篇幅不长。他说郁达夫那天穿了件灰布长衫，头发有点乱，像是刚睡过午觉起来。屋子里的书倒是码得整整齐齐的，桌上摊着稿纸，写到一半的样子。
郁达夫笑了笑，说了句：“银行家我倒不怕，会拍照的我可要小心了，别把我的落魄样拍去登报。”
骆伯年赶紧说：“不会不会，我就是自己玩玩。”
三个人坐下喝酒。郁达夫酒量不差，但喝得慢，一小口一小口地抿。骆伯年不怎么喝，主要是陪着聊。聊着聊着，郁达夫就问起他拍照的事儿。骆伯年就说了说自己拍的东西——西湖的四季啊，街巷里头的人啊，有时候也拍点静物。郁达夫听着，忽然来了兴致，说：“下回你拍照的时候，叫上我，我跟你去走走。”
相熟：拍照和巷子深处的小酒馆
骆伯年以为他是客气话，没当真。没想到过了几天，郁达夫真给他打了个电话——那时候骆伯年办公室有电话，郁达夫是从隔壁茶馆借的线——说：“骆先生，今天天气好，你不是说要拍照吗？我跟你去。”
骆伯年赶紧请了半天假，背上相机就去了。
那天他们沿着西湖走了好大一圈。从断桥走到白堤，又走到孤山。郁达夫走路不快，走走停停，看见什么都要站一会儿。骆伯年就趁他站着的时候拍了几张。郁达夫也不躲，只是说：“你别把我拍得太清楚，朦朦胧胧的最好，像旧画上的人那样。”
骆伯年笑着说：“那得是大雾天才行。”
郁达夫说：“大雾天咱们再来。”
后来他们还真又去了几次。骆伯年给郁达夫拍过好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在葛岭拍的，郁达夫靠着栏杆，身后是朦胧的西湖。这张照片后来印在了一本杂志上，算是郁达夫在杭州时期的经典影像之一。
但要说俩人交情最深的事儿，还不是拍照，是喝酒。
郁达夫好酒，这是出了名的。骆伯年虽然喝得不多，但他知道哪儿有好酒。杭州城里那些小酒馆，藏在巷子深处，骆伯年门儿清。他带着郁达夫去过好几家。有一家在吴山脚下，连招牌都没有，老板自己酿的米酒，甜丝丝的后劲大。郁达夫喝了一碗又一碗，最后趴在桌上睡着了。骆伯年没办法，只好叫了辆黄包车，把他送回家。王映霞开门一看，摇了摇头，说：“又喝成这样。”骆伯年挺不好意思的，王映霞倒没怪他，还倒了杯茶给他喝。
交情：为骆伯年摄影作品题跋
1934年春天，骆伯年拍了张照片，他自己觉得挺好——是西湖边上一些老柳树，枝条刚发芽，朦朦胧胧的绿。他拿给郁达夫看。郁达夫看了半天，说：“这张好，我给你题几个字吧。”
骆伯年高兴坏了，赶紧把照片留下来。过了几天，郁达夫把照片还回来，背面用毛笔写了四句诗。就是录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骆伯年把这照片当宝贝似的，一直收着。
另外还有两张照片是骆伯年拍摄于浙江金华的兰江边，时在1935年。画面取俯视视角，呈现江边排排竹筏满载木材待运的情景。他请郁达夫为照片题词。郁达夫的题词“满江都是栋梁材”，拓开了画面的意义空间，也提升了画面的境界。在左下角，则是一方朱文印“白（伯）年所作”，显然这是骆伯年用于摄影作品之印。另一张则写“西湖塔影大似兰溪，伯年兄自兰溪寄此画来属为题字。故溪湖作江恐得被烟波钓徒笑矣。乙亥春日誌”。
骆伯年作为一个银行高级职员，终其一生以摄影为其雅好。后来到上海，受当时城市里业余摄影爱好的氛围所激励，他更加积极地投入到自己的摄影爱好中去了。他参加摄影社团活动，也投稿并发表了摄影作品。一般认为，银行家的价值观会较为保守，但骆伯年的探索表明，他的身份并不影响他展开大胆的甚至是激进的摄影语言探索。他既依循传统山水画意趣来创作照片，也曾经大胆尝试人体摄影创作。
1936年，郁达夫去了福建。走之前两人见过一面，在西湖边的楼外楼吃了顿饭。郁达夫那天话不多，喝了点酒，忽然说了一句：“伯年，你拍的照片比我写的字好，你那个是留得住的东西。”
骆伯年说：“你写的才留得住呢，一百年后还有人看。”
郁达夫笑了笑，没接话。
谁能想到呢，郁达夫1945年在苏门答腊遇难，才四十多岁。骆伯年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是1946年了。他后来在文章里写过一段话，不长，大意是：那天我一个人走到西湖边，坐在以前跟他一起坐过的石凳上，抽了两根烟，什么都没想，脑子是空的。
骆伯年活到2002年，九十多岁去世。晚年他偶尔会跟人说起郁达夫，说得最多的不是那些文学上的事儿，而是一些小事情——比如郁达夫喝醉了怎么耍赖，比如郁达夫跟他借过一本书一直没还，比如有一回在酒馆里看见一个卖花的小姑娘，郁达夫把身上所有的零钱都给了她。
这些事儿小得不能再小了，可听着就是让人心里头不是滋味。
说句实在话，骆伯年在民国摄影史上多少有点名头，但搁在大历史里，他也就是个普通人。他跟郁达夫的交往，也谈不上多深多密。可就是这种普普通通的交往，反倒让人觉得真实。不是每个认识郁达夫的人都要跟他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大多数朋友，不过就是喝喝酒、散散步、聊聊天，然后各奔东西，各自过各自的日子。
这世上绝大多数交情，不都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