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华/文
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整个中国都被革命热潮搅动起来了。记得1925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上海又闹起了“五卅”运动；1926年，北伐战争也打响了。那会儿，“革命”这俩字就是大家嘴边最热的话题。
就在这个大环境下，创造社核心成员歇了一阵子后又聚到一块儿。1926年3月16日，他们出版了《创造月刊》。说起来挺巧的，今年正好赶上刊物创刊100年，又碰上郁达夫诞辰130周年。郁达夫跟编辑工作打了一辈子交道，从1921年搞《创造季刊》开始，一直到1941年跑到新加坡编《星洲日报》等报纸，整整20年都泡在编辑行当里。郁达夫是大作家，同时是挺活跃的社会活动家，骨子里又是个受西方人文主义影响很深的知识分子。因此，他不是那种坐在办公室的专职编辑，而是以作家、诗人的身份来编刊物，把他关于知识分子的想法都揉进了编辑工作里头。
1926年的上海滩，一份著名的文学期刊用笔杆子撬动了整个文坛的革命浪潮。他就是创造社创办的《创造月刊》，这本16开的杂志，主编阵容由郁达夫、成仿吾、王独清等轮流坐镇。筹备那会儿，郁达夫时年30岁，成仿吾29岁，王独清28岁，正是一腔热血、意气风发的年纪。所以他们写文章、编杂志，脑子里想的读者群体，就是和他们差不多大的文学青年。
创造社，在当年是和文学研究会齐名的文学团体，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数得着的两大山头之一。他们前前后后办了十来种刊物，像《创造》季刊、《创造月刊》、《文化批判》、《创造周报》等，影响都不小。尤其是《创造月刊》，特别敢写，敢发声，搞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倡创作要关注社会民生，还主动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当时的文坛是一股清流，特别对年轻人的胃口，一下就火了。很多人因为这本月刊重新认识文学，也重新认识社会。这本杂志能走到那一步，跟他们这帮编辑的想法、眼界是分不开的。
《创造月刊》未发刊之前，郁达夫等人因为没有自己的阵地，稿子只能发在别的刊物上，老是受气，被人当“后妈养的孩子”，待遇差得很。再加上社会上不被待见，经济上也老被压榨，心里早就憋着一股劲儿，想着一定得弄个自己的出版部。
1925年郁达夫回到上海，就开始跑这事，忙得不行，为了让创造社重新活过来，把《创造月刊》和《洪水》半月刊办起来，累到咯血。好在他们想了个办法——发股票，五块十块一股，买了还能打折买书，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入股，钱一下子凑齐了。在郭沫若、周全平等的协助下，1926年3月8日，出版部正式开张。郁达夫病刚好，一头扎进《创造月刊》的编辑工作里，紧赶慢赶，终于在3月16日把杂志创刊号印了出来。
郁达夫在创刊号《卷头语》中向读者宣告：“天地若没有合拢来的时候，人生的缺陷，大约是永远地这样的持续过去的吧！啊啊，社会的混乱错杂！人世的不平！多魔的好事！难救的众生！……我们觉得生而为人，已是绝大的不幸，生而为中国现代之人，更是不幸中之不幸，在这一个熬煎的地狱里，我们虽想默默的忍受一切外来的迫害欺凌，然而有血气者又那里能够！我们过去的努力，虽不值得识者的一笑，然而我们的一点真率之情，当为世人所共谅。现在我们所以敢卷土重来，再把《创造》重兴，再出月刊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人世太无聊，或者做一点无聊的工作，也可以慰藉人生于万一。（二）我们的真情不死，或者将来也可以招聚许多和我们一样的真率的人。（三）在这一个弱者处处被摧残的社会里，我们若能坚持到底，保持我们弱者的人格，或者也可为天下的无能力者被压迫者吐一口气。我们的志不在大，消极的就想以我们无力的同情，来安慰安慰那些正直的惨败的人生的战士，积极的就想以我们微弱的呼声，来促进改革这不合理的目下的社会的组成。” 这么一看，就能感觉到郁达夫刚办《创造月刊》那会儿，心里头对现实其实挺不满的，但又有点妥协和消极，这也正好说明了刊物初期的宗旨与倾向。说白了，《创造月刊》不是那种让人闲了没事翻翻的消遣读物，它背后承载的是办刊人那股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想实实在在地参与到社会中去。
看看《创造月刊》里刊登的那些文章，就能发现郁达夫编辑的时候，主打的是评论，然后顺带着发点散文、诗、小说。不过郁达夫因爱子龙儿在北京夭折，编完第二期就急急忙忙离开上海了，所以第三、四期换成了成仿吾来主编。后来广州成了革命的大本营，郁达夫不想在上海那个军阀控制的沉闷地方待着，想去广州干点实事，就接了“广大”的聘书，跟郭沫若、成仿吾他们一起去了广州。但没过多久，上海出版部没人管，账目乱七八糟的，刊物也拖期了，朋友们就推举郁达夫回上海来收拾局面。他在1926年12月27日回到上海，一落地就赶紧动手，将拖了好久的《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五、六期和《洪水》半月刊第三卷第25期给编了出来。为了纪念出版部成立一周年，郁达夫于1927年3月19日又主编了一种小型周报《新消息》， 专门介绍创造社的情况和进步文学活动。共出版了三期，其中一二期由郁达夫编辑。
《创造月刊》刚创刊时，跟之前的《创造》季刊差不多，还是同一套搞法。但没过多久，杂志的调子变了，而且变得挺明显——从第二卷开始，基本上篇篇都在讲“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是说，到了这个阶段，创造社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什么风格都包容，而是彻底扎进了革命文学的阵营里。说白了，就是从一本“纯文学杂志”，转成了一个“战斗阵地”，后来大家管这叫后期创造社。
不过刚开始那两期，还看不出大动静，还是有点以前纯文学的味道，写写内心苦闷啥的。但你要细看，内容已经悄悄变了。比如创刊号上，有成仿吾写的《文艺批评杂论》，他头一回正经谈起了自己对文艺批评的看法。紧接着第二期，郁达夫发了篇《历史小说论》，他在文中谈到通过借古讽今方式创作历史小说时写道：“我们处在这一个内战不息，民生凋敝的现代的中国，心里的情感，实在是想去到稠人广众之中，大喊革命。”那会儿郁达夫心里那团火烧得正旺，满脑子都是革命的念头。他琢磨着，要是真动手写什么革命小说，可不是闹着玩的——要么被特务盯上，天天有人跟着；要么更干脆，直接把你弄进去吃牢饭。可那时候的环境就是这样，他再热血上头，也得掂量掂量后果。想来想去，还是得现实点，总不能为了一本书，把自己搭进去。“若想做一部鼓吹革命的小说，最好莫如借了法国或俄国革命前的史实，来托付你的感情思想的全部”。
郁达夫虽然开始有点革命的念头，但还没真往那边靠。例如，第一卷第二期刊登了郭沫若1925年创作的新诗《瓶》，郁达夫在末尾特意加了个小注，提到“沫若近来的思想剧变了”，可紧接着他又说，“不一定要诗里有手枪炸弹，连写几百个革命革命的字样，才能配得上称真正的革命诗。把你真正的感情，无掩饰地吐露出来，把你的同火山似的热情喷发出来，使读你的诗的人，也一样的可以和你悲啼嬉笑，才是诗人的天职。”从这话里能看出来，郁达夫那时候挺反感贴标签的。
但有意思的是，第二期还登了蒋光慈的文章，像《鸭绿江上》《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他直接喊出“文艺家得跟革命搅在一块，才能有真正的创造力”，这在以前的《创造》系列从来没有过。这也说明，到了这个节骨眼上，杂志慢慢“向左转”了。
《创造月刊》作为体现创造社文学主张的重要刊物，承载了创造社对文学梦的追寻，践行着同仁们对无产阶级文学道路的构想。再说个更标志性的事，1926年4月16日出版的那期，发了一封郭沫若和成仿吾的通信，叫《孤鸿》。郭沫若直接摊牌了，说他现在彻底变了，认为“昨日的文艺”说白了就是给那些“贵族们的消闲圣品”，只有他们才有闲情逸致去欣赏。到了现在，“今日的文艺便是革命的文艺”，得为革命服务。而且呢，现在的文艺也不是终点，它更像是一座桥，一头连着革命的当下，另一头通向未来。不过，那未来的文艺是什么样呢？得等到哪天咱们真把社会主义建成了，阶级也彻底不存在了，“那时人才能还其本来，文艺才能以纯真为其对象，这才有真正的纯文艺出现”。所以在他看来，眼下这时候，文艺就得当宣传工具用。
“今日的文艺”和“昨日的文艺”，也鲜明地体现在早期《创造月刊》所发表的作品上，既有极力宣扬革命的作品，同时还依旧刊载以唯美感伤为主调的象征主义作品。
《创造月刊》其实没出多少期，主要是一直被官方压着，到1929年1月10日就彻底停刊了。一共出了两卷18期，除去那些发刊词、编辑手记啥的，正儿八经的文章发了204篇。有意思的是，里面跟“革命文学”沾边的就有137篇，占了快七成。撰稿人的阵容也挺强大的，除了他们自己那拨人，像郭沫若、穆木天、蒋光慈、张资平这些常客，还有梁实秋、李初梨、郑伯奇、彭康、黄药眠、阳翰笙、朱镜我、陶晶孙、沈起予、许幸之他们，一堆名字数都数不过来。郑伯奇和李初梨还写过剧本，郁达夫时不时也来篇散文。
到了1928年前后，杂志开始强烈鼓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文学评论的文章也一下子多了起来。比如说，郭沫若写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都是那时候冒出来的，当时还挺轰动，很有代表性。同时该刊还参与了1928年间文艺界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百年前的《创造月刊》，在文学创作和理论建设两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被评价为新文学运动的重要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