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巧芬
20世纪70年代初期，祖父和父亲在自家靠近后山缓坡的一大块菜地上，建起了一座两层的木结构房子。新房子的左右两侧和正前方都是别人家的菜地。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这些菜地可谓是农家的命根子，无比宝贵，容不得一分一厘的侵占和冒犯。
那时，如果一户农家没有可供周转的余屋余地，做事便会束手束脚，捉襟见肘，很是不便。大人们一有空就坐下来商量，想了很多法子，最终还是忍痛割爱，动用了田畈阳光地段的上等自留地，才换得靠近家门口的菜地。不过，这些菜地不久便换了使命，被改造成了一个带有矮围墙的小院子。
那时，农家的菜地都使用人粪、猪栏肥、草木灰等有机肥，要隔三岔五给蔬菜浇水施肥。我家三面临着别人家的菜地，时常被各种臭气包围。实在忍不住时，我就会推开木窗直截了当喊话：“华叔，你家的粪怎么特别臭啊！”“哈哈，你家的粪是香的？”“我家的粪香倒是不香，可也没你家的这么刺鼻。”华叔浇完菜，挑起粪桶担，边走边打趣道：“我怎么闻不到臭；阿法的小囡，鼻子特别灵。”现在好了，周边的菜地换了新主人，成了自家的配套设施，不但房子周围变得开阔通透多了，我和菜地原主之间类似的小摩擦也避免了。
不过，新的问题也接踵而来：因为挪作他用，我家的菜地数量减少了很多，意味着提供新鲜蔬菜的基地也随之变少了。对于当时一个有7口人的普通农家来说，就像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突然少了很多母乳，情况不容乐观。
茶余饭后，大人们常常商议着如何重新开辟一些菜地。终于有一天，父亲说要动手了。全家人都跃跃欲试——在那时的农村，开垦一块荒地用作菜地是相当困难的。
大人们决定就近取材，人工造地。在屋后的小斜坡上，父亲挑选了一处相对平缓的向阳坡地，作为新菜园的基地。每天天还没亮，爷爷和父亲就扛着锄头、挑起箕畚上山去。也不知过了多少日子，屋后山坡上几片如同带鱼般狭长的菜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山坡的表层土很薄，挖深一些，锄头就会碰到硬邦邦的岩石。父亲在坡地的边缘钉了一排木桩，架了几根毛竹片，又用挖出来的大小石块垒起一道不规则的“矮长城”，以防泥土塌陷滚落；接着，又把家里的鸡粪、羊粪等有机肥从山脚下一担一担地挑上去，覆盖在薄土上以增加肥力、改良土质。就这样，新菜园终于粗具雏形。
第一批在新菜园播种的，是几把芝麻种子。我问父亲：“芝麻真的能长出来吗？”父亲意味深长地点点头：“当然能！凡是长出芝麻的地方，都是我们的菜地。”哈哈，我才知道，居然还可以用抛撒芝麻这种简便的方式来宣示菜地的主权。
在父亲的精心照料下，原本缺乏肥力的新黄土，变得黑亮、松软，一锄头挖下去，常常能挖出几根蚯蚓，有时还能翻出蚂蚁、地蚕、蛐蛐以及一些不知名的小虫。由此可见，菜地土壤改良相当成功。这样，新菜地使命达成，我家的蔬菜供应就又得到了保障，再也不必吃了上顿要愁下一顿餐桌上的绿色菜蔬了。
菜地有一个使命让我印象特别深刻。那次，家里来了一位上海大城市的客人。临回城时，父母像往常一样为客人准备了青菜、萝卜、番薯淀粉等。没想到这位阿姨婉拒了这些农家土菜，却向父亲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请求：“阿法哥，你们家的菜长得这么好，你能给我一袋种菜的泥土吗？”
父亲爽快地答应了，当即找出一只装过稻子的编织袋，去后山菜地挖了一堆泥土。这些乡村的泥土，连带着一些农家蚯蚓，幸运地进了国际大都市。
一晃眼，父母都年事已高。他们站在院门口时，常常抬头望望后山那片既熟悉又显得有些陌生的土地，父亲患了白内障、黄斑病变的眼眸中透露出一些力不从心的无奈，嘴里还要加几句喃喃自语：“唉，现在没啥用处了！连家门口的菜地都快要荒掉了。”
不过，在儿女小辈们多次劝说乃至警告之后，父母也渐渐释怀、通透了：从前起早摸黑做得辛苦，依旧难以解决温饱问题；现在不用怎么干活，一年到头吃穿不愁，天天都好像过年过节一样。
这世道，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