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晓
“爬起来了，好爬起来了！”凌晨六点光景，母亲的大嗓门便在耳畔炸响。
“还没爬起来，侬爸爸要来骂了。”稍停，第二波催促又起。
“爬起来了！爬起来了！”声音急促，略带怨气和责怪，分明比母亲又高了八度——这是抓鱼归来的父亲，从屋前发出的最后通牒。
我们姐妹仨，在这“空袭声”里，带着一百个的不情愿，拖拖拉拉地起了床，睡眼惺忪地开始了一天中最为繁琐的劳作——“抖鱼”。
所谓“抖鱼”，就是把父亲半夜下在小溪里的丝网在天亮时收拢，将缠在那儿的鱼小心翼翼摘下来。这是件考验耐心和巧劲的细活。挣扎了大半夜的鱼，无法死里逃生后，和丝网紧紧缠绕。泥鳅、黄鳝还好对付些，最难缠的是汪刺鱼和螃蟹，张牙舞爪，一不小心还要被硬刺和利钳所伤，疼得钻心。我们得又快又轻地把鱼解下，既要尽量让鱼活着卖个好价钱，又不能把宝贝的渔网扯破。
家门口，瞬间成了鱼儿的集市，场面颇为壮观。
石板鱼、白条、土步鱼、鲶鱼、泥鳅、黄鳝、螃蟹齐集一堂，偶尔还有极为罕见的鳗鱼和甲鱼，溪里的水族，不管请没请，都自个儿来了。我们爱用小手比划它们的大小，巴掌宽的是石板鱼、白条;小手臂粗的是土步鱼、鲶鱼;手指粗细滚圆肥硕的是泥鳅，大的足有二三两。
经过半小时的全家总动员，鱼儿们都服服帖帖地进了鱼桶，由母亲带到街上去卖。我们匆匆吃过早饭，继续整理那堆凌乱的渔网，因为刚才光顾着抢活鱼了。
这忙碌的一幕，便是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家几乎每个早晨都要上演的“扬鞭催马三部曲”。
那个年代，家家收入微薄，生活窘迫。父亲个子矮，力气小，在生产队里挣的工分少，家里却有三张要吃饭、要读书的嘴。生活的重压下，他必须另寻出路。
好在办法总比困难多。嫁到新堰头的大姑对父亲说，“阿龙，要么，侬跟侬姐夫去学学抓鱼看”。父亲便由此投身渔事。
第一步是学划“吊桶”。这是一种木制的菱形小船，因小巧不用时可吊挂而得名。船里仅容一人，坐一条小凳。划船时，两手各持一块小木板，在船帮两侧平均使力，船才能前行。初学时，船只在原地打转，熟练后才能驾驭。更难的是在晃晃悠悠的桶上放网、收网，既要保持身体平衡，又要双手协调。
终于，父亲能独立操作了。
渔具起初都是从大姑家借的。父亲从颤巍巍左右摇晃到稳如泰山，从最初两三张网，到后来十几张网。稍有了收入后，他便一一置办齐了自己的渔具。
儿时的我，也曽跟随父亲一起去捕过鱼。
堂前的摇摆钟敲响第十二下时，父亲便准时起床，整理好渔具，一头吊桶，一头渔网，腰背电筒。睡意蒙眬的我跟在他身旁，到了白天就看好的溪段，父亲横着溪划水，将网从此岸放到彼岸，若见网搁浅水草，便用扁担轻戳，让它沉底。我躺在溪边的稻草堆上，望着父亲那盏渔灯在深夜里一闪一闪，蹒跚摇曳，听着四周传来的虫鸣蛙叫，清风拂面，天地俱寂，那份孤独害怕里，竟也夹杂着一丝说不清的惬意。网放妥后，用扁担不断敲打水面，惊动鱼群，让它们自投罗网。
凌晨五点左右，开始收网。缠得不深的鱼，顺手投入鱼桶。大部分则回家后处理。晨光熹微中，父亲挑起沉甸甸渔获，左一肩右一肩轮换，满心欢喜地往家赶，一夜的辛劳和困倦，早已被那些活蹦乱跳的希望冲淡了。
父亲捕来的鱼要变成现钱，离不开母亲，母亲可是卖鱼的好手。
我母亲嗓门响，人缘好，卖鱼总是又快价钱又好。偶尔卖不完，她会设法“倒担”给乡食堂，或者干脆换菜，顺带解决了全家吃菜问题，省时省力。
那时卖鱼，每天有五六元的收入，好的能有十几元，这些不小的进项，极大改善了我家的生活。
八十年代末，我们三姐妹都参加了工作，家境好转，父亲便不再捕鱼了，我们家也进入了永久的“休渔期”。
而那些斑驳的吊桶和渔网，被束之高阁，在岁月的风尘中静穆着，回味着那段浸透着汗水与希望的渔家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