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金易梵）“富阳的政策太暖了，有了‘社会助医’政策的托底，让我们有了继续治病的信心。”近日，在安安的家中，记者见到了这个即将8周岁的孩子——他正握着袜子努力尝试自己穿上，虽还分不清正反，却是这个曾连爸妈都不认识的孩子，迈出的难得一步。安安一家的转折，正是富阳区“社会助医 防贫共富”工程惠及民生的生动缩影。
突如其来的27923.33元
时间拉回2023年，年仅4岁的安安，成长轨迹突然偏离正常轨道。在短短三个月时间内，他的各项机能都在快速退化，从大小便失禁，到渐渐认不出父母，甚至出现跳河跳江的危险举动。回忆起那段时间，安安妈妈赵玉燕伤心地说：“他完全失控了，家里也乱套了，我现在都无法想象我们是怎么撑过来的。”
于是，安安的爸妈带着他踏上漫长求医路，先是在杭州确诊为“倒退型自闭症”，医生建议通过康复课程进行干预，仅上课费用就要10万元。“但是钱砸下去，连个水花都没看到。”赵玉燕说，当时她看着儿子状态越来越差，开始“病急乱投医”，针灸、食疗、偏方，只要别人说有希望，她就都给儿子试试。
“后来，病友推荐我们去上海找专家再看看，于是我又带着孩子开始富阳、上海两地奔波。”上海的医生看了安安的情况，认为他是“自体免疫性脑炎”。这种病，没有特效药，只能根据病人的情况进行免疫治疗。“最开始用的药，一瓶要620元，根据安安的体重，一次要用20瓶左右，相当于12000多元。”赵玉燕说，这些药都是医保覆盖不到的，全部要自费，第一阶段，光用药又花费了10多万元，“这还不包括门诊、住院等费用，后来因为用药对肠道的影响太大了，还做了一次粪菌移植，又是一万多元。”
治病的“烧钱速度”，远超这个家庭的承受能力。夫妻俩原本都有稳定工作，虽然工资不高，家庭年收入也有10多万元，加上无车贷房贷，一家三口生活还是足够的。“安安生病后身边就离不开人，我只能辞职在家陪他，家里只能靠他爸爸一个人赚钱，收入也少了一半。”赵玉燕说，本身家里就没有多少存款，为了治病，只能去银行贷款20万元，但是很快借来的钱也用得差不多了。
2024年初，安安因病毒感染，病情又开始反复，医生提出要进一步用更“猛”的药，而药价也更高了。“但是我们身上哪还有钱啊！”赵玉燕说，看着儿子傻笑着躺在地上，自己也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煎熬。“生病最痛心的，就是有药没钱，你明明知道能治，却只能看着。”说起那段日子，安安妈妈红了眼眶，“我自己也因为压力太大，患上了抑郁症、焦虑症，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转机出现在2024年2月，走投无路的赵玉燕找到区民政局，工作人员了解了他们家的情况后，便帮助安安一家申请了低保，这让赵玉燕感到“终于能喘过气来了”。“除此之外，还有残联、‘富春沐光计划’等单位和项目会联系我，让安安去上一些免费的康复课程，也让我时不时能够‘解脱’一下。”
更让赵玉燕惊喜的是，去年8月，手机里突然收到了27923.33元的汇款。“一开始我都不知道是哪里给的补助，后来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我，我才了解到是享受到了‘社会助医’政策。”赵玉燕说，由于安安的许多用药费用比较高，哪怕有了低保、西湖益联保和商业保险，自己依然要承担一个不小的数额，有了“社会助医”的帮助，去年一年共收到了8.9万多元，现在每年自己只需承担1.5万元左右的医疗费用。
如今，又经过了一年的治疗，安安状态明显好转，时不时还会给赵玉燕带来一些“惊喜”：又一次去医院，医生问安安叫她什么，安安回答“阿姨”，当时我和医生都挺感动的，觉得这些年的辛苦有了回报。
“不倒退就是进步”，赵玉燕明白，安安的病是一个持久战，而她，作为一位母亲，必须打起百分之百的精神，陪安安一起战斗。“但值得开心的是，我们生活在富阳，安安的背后不只有家人，还有政府及慈善等政策的支持，这让我更有信心能够坚持下去。”赵玉燕加了很多病友群，每次在群里分享富阳的政策时，病友们都十分羡慕，“有时候遇到有困难的病友，我也会和他们分享我的经验和富阳的做法，希望让更多因病致困的家庭能够在黑暗中看到一丝希望。”
发放兜底救助资金
692.66万元
像安安这样的家庭不在少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贫困家庭的“心头事”，也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攻坚点”。为了解决这个难题，2024年6月，《杭州市富阳区“社会助医 防贫共富”工程实施方案》施行。
“社会助医 防贫共富”工程是以“扩中提低、慈善促富”为目标，由区慈善联合总会牵头实施、以社会捐赠资金为主的助医工程。该工程主要面向4类人群，除了经区民政局核定的特困人员、低保家庭、低边家庭这三类持证困难家庭，还首次将因病致困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因病致困人员”是指年收入低于10万元，且货币、房产、车辆等财产不超过限制性条件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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