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生子当如孙仲谋”，曾是世人对东吴雄主孙权的赞誉。然而在当下的网络语境中，他的形象常被“孙十万”“江东鼠辈”等“饭圈化”标签所遮蔽。作为孙权故里的富阳人，我们有责任撕下标签，还原真实。本期特刊打石山人《“污泥满身”亦英雄》一文，引领读者重返历史现场，辩证剖析孙权的雄才大略与人性局限，还原一位在时代棋局中奋力落子、有血有肉的富春英杰。
打石山人/文
走过孙权立像前，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声，作为富阳人，对这位英雄怀有一份别样的亲近与自豪。
孙权，公元182年生，字仲谋，时吴郡富春县人（今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三国东吴建立者，公元229年称帝，252年5月21日驾崩，谥号“大皇帝”，葬于南京钟山风景区梅花山。
按古制，帝陵前修有神道，即引导通往陵墓的道路，两侧设石兽、石人等石刻。明孝陵选址时，位于梅花山的孙权陵挡住了神道规划线路。《陶庵梦忆》云：“门左有孙权墓，请徙。太祖曰：‘孙权亦是好汉子，留他守门。’”朱元璋识英雄重英雄，破例把神道裁直取弯，留下了孙权陵。
明孝陵神道过半右折处，便是孙权纪念馆。细观馆外孙权的立像与文字介绍，恰见有好事者在其立像下放置了一张“三国杀”张辽角色的游戏卡牌，个中趣味，留待后文解说。
进馆后，正好有导游讲解，引用了陈寿在《三国志》中对孙权毁誉参半的评语：“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於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
陈寿的评价可谓入木三分，在孙权的身上，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以及人性的复杂。真要辩论起来，十天十夜也说不完，笔者只挑紧要的说。
孙权深具韬略、智勇与人情味
让东吴成为三国中内部最稳定的政权
先说说正面影响，孙权好评如潮。
曹操讲“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高度肯定其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
孙策临终前托付孙权时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吴国使者赵咨出使魏国，曹丕问赵咨：“吴王乃何如主也？”赵咨答：“吴侯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阵，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江虎视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以此论之，岂不为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乎？”
司马光评价：“大帝承父兄之烈，师友忠贤，以成前志，赤壁之役，决策定虑，以摧大敌，非明而有勇能如是乎？”
苏轼称：“孙权勇而有谋，此不可以声势恐喝取也。”
辛弃疾词：“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孙承恩赞扬：“仲谋强明，委任才智。听言能断，业乃鼎峙。”
毛主席也常说“孙权是个很能干的人”，并在多个场合、多次谈话中，都引用了孙权重用周瑜的例子，强调选拔干部不能论资排辈，一定要注重能力。
孙权为政深具韬略。年仅十八，便执掌于强敌环伺、内忧丛生之江东。其展现之政治手腕远超年龄，迅即稳定危局：善抚张昭、周瑜等元勋老臣，力拔鲁肃等杰出才俊，同时笼络豪商巨贾，剿抚并用以平山越之患。不仅保住了父兄基业，更将江东锻造成稳固坚实的一方霸业。及至赤壁之战前，东吴朝堂主降之议甚嚣尘上，孙权力排众议，毅然联合相对弱小的刘备共抗强曹，终大破魏军，为三国鼎立之局奠定了基石。
孙权掌军智勇兼备。《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载：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权乘大船来观军，公使弓弩乱发，箭着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此番胆魄与急智，实乃孙权过人之处。此役被后世提炼为诸葛亮的“草船借箭”，实肇端于此。
孙权有雄豪本色。苏轼作《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此处典故前半出自李斯狩猎，后半出自孙权射虎。《三国志·吴书·张昭传》：“权每田猎，常乘马射虎。”张昭反复劝谏，孙权虽郑重道歉，然其雄豪本色难移，始终未改。
孙权是职场导师。司马光写下《孙权劝学》以教诲世人。文中孙权与吕蒙讲：“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吕蒙因军务繁杂以辞。孙权再劝：“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吕蒙于是认真学习。后鲁肃与吕蒙讨论业务时，忽觉吕蒙焕然一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吕蒙回笑：“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一篇百余字的《孙权劝学》，诞生了三个成语：“吴下阿蒙”“士别三日”“刮目相看”。
孙权能亲贤远佞。孙策掌理江东时，曾让吕范管理财计。当时孙权年少，经常私下向吕范借钱索物，吕范不敢专断，定要通禀，被孙权所恨。孙权后任阳羡长时，对功曹周谷其较为亲近，有私下开支让其做假账。等孙权统管国事后，认为吕范忠诚，深为信任，周谷伪造文书，媚上无公心，再不重用。
孙权可爱有人情味。柏杨曾点评：“孙权是中国历史上最可爱最有人情味的皇帝之一。”其人情味绝非虚言，值得一提。
孙权胡须浓密，大将朱桓出征前敬酒：“臣当远去，愿一捋陛下须，无所复恨。权冯几前席，桓进前捋须曰：臣今日真可谓捋虎须也。权大笑。”这就是“捋虎须”的来历，比喻撩拨有权势的人或干冒险的事情。有史记载以来，放眼中外帝王，君臣间此等亲昵，唯有我们这位富阳老乡了。
合肥之战，孙权十万大军遭守方张辽八百死士突袭，惨败于合肥城外，孙权无奈班师，从此落下了“孙十万”之梗。撤退途中，张辽直扑孙权中军，危急之际，凌统率三百部曲死战殿后，仅以身免。感念凌统忠勇，孙权不顾君臣尊卑，亲为裹伤敷药。后凌统病逝，孙权收其幼子凌烈、凌封于宫中抚育。遇宾客问起，辄亲昵介绍：“此吾虎子也。”凌统有一支后裔后迁居富阳，唐顺宗时改革先锋凌准为其后人。
吕蒙病重后，孙权寝食难安，先是接入自己居住的内殿全力救治，稍见起色便“大赦天下”。吕蒙病危后，孙权下旨禳星祈命，最终无力回天。吕蒙逝后，孙权罢朝多日，悲痛之情难以自抑。
可以说，孙权在其执政前期，以真切深厚的人情味为纽带，凝聚上下人心，让东吴成为三国中内部最稳定的政权。
光明与阴影交织
成就了这位历史夹缝中的真实英雄
然而，正如梅花山有向阳面亦有背阴处，孙权身上的缺陷，尤其令人扼腕。
孙权有“配角感”。孙权出身寒微，作为瓜农孙钟之孙，江东猛虎孙坚之子，江东小霸王之弟，还靠理论上的远祖孙武撑门面。在后世评价中，孙权与曹操、刘备这两位星光熠熠的君主相比，自是矮了几分，即便是与诸葛亮、赵云和五虎上将等相将相较，也暗淡了几分。
堂堂一方君主，竟落得如此境地，究其原因，他既无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据的朝廷正统，也无席卷天下的霸气、斐然文采，更缺少刘备借“汉室宗亲”占道义高位、加持的仁义光环与悲情泪点。加上《三国演义》“尊刘贬曹抑孙”的文学立场源于特定的道德观和时代背景，更令历史深处的孙权及东吴长期被主流叙事所遮蔽。
孙权嗜酒如命。《三国志·吴书·张昭传》记载：“权于武昌，临钓台，饮酒大醉。权使人以水洒群臣。”每每喝醉，便丑态百出，张昭规劝：“昔纣为糟丘酒池长夜之饮，当时亦以为乐，不以为恶也。”
有次虞翻装醉避席，“权于是大怒，手剑欲击之”，幸赖左右拦阻，醒后刘基苦劝方休。他亦深信“酒后吐真言”，常借醉考察大臣行止。此般纵酒之癖，终凝作东吴一朝独特的政治生态。
孙权性好戏谑。诸葛恪与其父诸葛瑾（字子瑜，乃蜀汉丞相诸葛亮之兄，面长如驴）皆为朝中重臣。值一场宫廷大宴，父子俱在席间。酒至半酣，孙权忽命侍从牵入一头驴，驴额赫然贴上“诸葛子瑜”标签，引得满座哄笑，诸葛瑾父子尴尬对视。诸葛恪忽灵光一闪，跪趋御前道：“乞请笔益两字。”获应允后，他径直于标签后添上“之驴”二字。“举坐欢笑，乃以驴赐恪。”这轶事非为杜撰，书于《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
孙权好大喜功。其个人生活相对简朴，但常以倾国之力作场面之奢。公孙渊孤悬辽东，忽舍近邻曹魏而臣服三千里外的东吴，孙权醺然于万国来朝，不顾“举朝大臣谏”，赐公孙渊九锡封爵、金银财宝无计。更遣张弥、许晏举万人浮海，扬威域外以彰“盛仪”。岂料公孙渊背信弃义，策划了一场跨海大诈骗。吴国庞大的万人使团灰飞烟灭、血本无归。
给《三国志》做注释的裴松之在评论此事时，极其愤慨地指出：“臣松之以为权愎谏违众，信渊意了，非有攻伐之规，重复之虑。宣达锡命，乃用万人，是何不爱其民，昏虐之甚乎？此役也，非惟暗塞，实为无道。”
孙权迷信神鬼之说。公元230年，是孙权称帝第二年，他派出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大军出海寻找传说中的仙岛与仙药。这一行动在法理上，为后世历代大一统政权将台湾纳入管辖范围奠定了基础。然而寻找仙人未果，加之损失惨重，“卫温、诸葛直皆以违诏无功，下狱诛”（《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至公元250年，孙权又听信所谓神人授予天书，告知应改年号、立皇后，孙权遂立潘淑为后，改年号赤乌为太元。其后的发展证明此事实为虚妄，次年，潘淑被宫人暗杀身死，越明年，孙权病逝。
孙权有历史包袱。为破解魏蜀吴战略相持僵局，孙权提出“全据长江”之策，意图完全控制荆州以护江东，阻断曹操南侵与刘备东出之路。在与蜀国长期外交拉锯索还荆州未果后，公元219年，趁关羽北伐与魏国激战，他命吕蒙以“白衣渡江”之计奇袭荆州，俘杀后世尊为“武圣”的关羽。
此役虽为东吴赢得战略纵深，却致使吴蜀联盟彻底瓦解。尤其在后世民间叙事影响下，该行动常被视为“背信弃义”，孙权与吕蒙亦背负“戮害武圣”“江东鼠辈”之讥，成为其难以摆脱的历史包袱。
孙权有继承困局。孙权18岁接过权柄，至71岁驾崩，统治长达53年。孙权前半生堪称明主，越到暮年，帝王心术日益盖过了明君气度。
太子孙登死后，孙权在孙和、孙霸两个儿子中摇摆不定。君主态度暧昧，朝中众臣站队，“二宫之争”结局是孙和被废、孙霸赐死，两党势力被连根拔起、重新洗牌，摧毁了东吴赖以生存的人才梯队与团结根基，导致孙权晚年几无托孤之臣可用。此类夺嫡危机，刘彻、李世民、康熙晚年也曾面对，其国力深厚尚可承受震荡，但对偏安东南、强敌环伺的东吴而言，此种极致的内耗直接加速了政权衰落。
孙权的谥号一言难尽。“大皇帝”在历代帝王谥号中堪称独树一帜。这个“大”字，原是天下归一、功超百代的旷世明君方能享有的至尊之字。
然而，回溯孙权的人生轨迹：从三分鼎立、可爱有人情味的主公，沦为晚年不思进取、血洗朝堂的独夫，这个“大”字，便有了一丝反讽的意味。
正是这些光明与阴影的交织，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孙权。他并非圣贤完人，而是历史夹缝中的真实英雄。
“回到现场”“祛除滤镜”
才能解读历史给予的深刻启示
离开纪念馆，信步登上后方小山，抬眼见路标，恰是梅花山。俯瞰山下，为孙权一折的神道，宛如一条具象化的历史评判之路。不禁思忖：为何在史家笔下获得高度评价的孙权，在民间叙事中却成了“江东鼠辈”？这反差，暴露了后世看待历史的两种误区：
一是后见之明的“上帝视角”，身处当下世事洪流而不自知，却站在历史结局之后苛责古人；二是文学叙事的“偏光滤镜”，将复杂史实简化为道德戏剧。
故而，解读的关键，在于回到“历史现场”。试想置身于那个强敌环伺、生存维艰的江东，内有豪强林立，外有两大巨头挤压，又有几人能在如此步步惊心的局面上，将基业维持数十载？
回望孙权这一生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无论是联刘抗曹的英明，袭取荆州的现实，还是“二宫之争”的昏聩，无不是在时间紧迫、牌局有限的历史迷雾中，为延续国祚而搏取一线生机。他非算无遗策的圣主，而是在历史与命运限定的棋局内，竭尽全力落子的弈者。?
他的功过是非，恰似这梅花山的四季：既有春之生机、夏之绚烂，亦有秋之丰腴、冬之萧索。评价他，乃至任何历史人物，其意义或非在于简单的道德判词，而在于深入时代的困境，理解人性的复杂光谱。
一如陈奕迅《孤勇者》所唱：“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因此，无需刻意拔高，他当得起英雄之名；也不必替他辩白，他确实污泥满身。但这位富阳老乡在历史长卷中的席位，无可抹煞。
我想，当我们能正视这位“污泥满身”的英雄，而非苛求虚幻的完人时，我们便从历史中，为现实汲取了一份最珍贵的洞察与包容。这，正是历史给予我们最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