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进发/文
2025年的梅雨季节，潮湿的空气里飘着樟木箱的霉味。午后，我将父亲遗物晒太阳。八仙桌抽屉底部深处的牛皮纸下，两个账本突兀地硌着了手指。我拿出一看，封面是20世纪70年代常见的报纸，边角已经卷起，像两片被风干的大树叶。
封面写着：1977年至1979年，张茂松《劳动日记账》。
左边那本厚实些，旧报纸做的封面隔层里，夹着6张香烟供应票证，上书：“倪家滩大队 卷烟壹包 1977年3月”，盖有“礼源供销社”的红色方印。
掀开第一页时，细碎的纸屑簌簌落下，上方写着“1976年全家总存款124.27元”几个字，应该是承上年的意思吧。
右边那本要大些，可能是受潮的缘故，纸张脆得几乎透明，随着岁月的流逝，1978年春天的钢笔字褪成了淡紫色。
1978年9月7日那页贴着一张发黄的收据，《倪家滩大队第四生产队付款凭单》：“张茂松因经济困难借款23元”，金额栏里父亲用红笔重重画了三个圈。
泛黄的纸页上，数字像蚂蚁般整齐列队。
1977年4月1日，向倪妙泉买来小猪一只，17斤7两，每斤1.06元，计人民币18.80元。
1978年1月3日，化肥18.5元，火柴0.2元，信封邮票0.8元。这些褪色的蓝墨水痕迹里，藏着整个家庭的呼吸。
除夕前夜的记录格外密集，红纸两张0.6元，梨三斤1.2元，鞭炮两挂0.9元。数字突然在正月中断，空白处是圆形的茶渍，想必父亲数完钱后，把搪瓷缸搁在了账本上。
1978年5月3日记的是：加工山锄1.47元，柴刀0.80元，板锄0.90元，新打斧头1把2.5斤、每斤0.80元支付人民币2元。
1978年10月的页面被折了角。上面记载着：本月挣工分313.7分，5分预支，预支人民币15.69元。扣3月份供应粮（大米）73斤，10.37元、扣2月份电费0.54元，扣机粉费0.42元，扣糠钱50斤计1.00元，共扣12.33元，净找3.36元，可见当时生活的艰辛。
账本中间夹着2张香烟壳纸，一张是“雄狮”牌，另一张是“新安江”，拆开摊平，背面用圆珠笔记着1979年的农产品收入：收自产玉米453斤，收自产稻谷334斤，收自产小麦375斤。我仿佛看到父亲脸上泛起的红光。
1979年冬天的账目突然稀疏，最后那页写着：“1979年全年共计工分7954.3分”，日期停留在12月25日。数字们突然变成哑巴，没有出现来年春天该买多少番薯种那样的计划。
泛黄的纸页上，钢笔的墨迹渗出细小的毛边，像被岁月浸泡过的茶叶脉络。父亲的字工工整整，苍劲有力，笔迹总是微微向右上方倾斜，每一笔收尾都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那是他年轻时在槽厂操纸落下的毛病。
账本里每天写一行，简要记一件事，标注得到的报酬（工分）。例如：“1978年8月9号，董家桥车谷，583斤，得工分23分。10号，斫毛竹一天，得工分13分。13号，上塆斫毛柴315斤，得工分12.6分”。
1979年9月那页突然出现一个钢笔戳破的小洞，旁边歪歪扭扭补记着“付医疗站看眼睛医药费9.8元”，能感觉到当时父亲的心情有多沮丧。
账本边缘常有模糊的数字痕迹，是他用拇指擦时沾了汗，那些本该精确到分的数字渗开了。
账本里经常出现的“预支人民币”几个字，“预”总写成“于”，那个时代，人们习惯于自创的简化字。
最动人的是夹在1979年10月30日账本里的一张《倪家滩大队 社务拨工单》，盖着“富阳县礼源公社鞭炮厂”鲜红大印的财务专用章，上面记载着：“10月份姜美珍工资19.76元，拨工天数31天，工分232.5分”。说明我妻子姜美珍在社办企业“礼源鞭炮厂”上班了，挣了钱交回生产队记工分分红。父亲开心啊，难掩激动之情，收藏了这张单据。
父亲读过6年私塾，在村民眼里是个文化人。他读过《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古典名著，记性较好，吐字清晰，说话幽默，能把《水浒传》全本讲下来。应村民要求，经常在晒场、煏弄（造纸作坊）讲水浒故事。一般每晚讲一个，讲到要紧处，学着说书人的腔调卖个关子：“欲知后事如何，明晚再听分晓”，便与村民道别，回家睡觉，吊足村民的胃口。
父亲练得一手好字，逢年过节或村里婚丧喜事，村民会请他去写对联或管经济账。
他当过十多年生产队长，思路敏捷，办事干练，把农业生产和副业生产（捞纸）安排得井井有条，受到村民称赞 。
两本账本的发现，一方面为我家留下了一份难得的“墨宝”，另一方面，账本也是当时中国农村千千万万家庭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为我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