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刚强/文
前两天，与友相约，在达夫茶馆吃茶。达夫茶馆，从名字上看，由两部分组成，达夫与茶馆。年轻时候的郁达夫，是不喜欢茶馆，甚至可以说是厌恶。他在《自传》中写道：
这些蟑螂的密集之区，总不外乎两处地方：一处是三个铜子一碗的茶店，一处是六个铜子一碗的小酒馆。他们在那里从早晨坐起，一直可以坐到晚上上排门的时候……因此，在这么小的一个县城里，茶店酒馆，竟也有五六十家之多。
郁达夫把那些整日无所事事、浑浑噩噩的人比喻为“蟑螂”，而富阳城中的茶店就是这些蟑螂聚集的巢穴。他有一个儿时的玩伴，名叫阿干，一个经常跟着家里大人出入茶店酒馆的孩子。阿干的死带去了郁达夫童年的记忆。“故乡的茶店酒馆，到现在还在风行热闹”，只是早已物是人非！
不喜茶馆，不代表不喜茶，郁达夫留下了许多与茶有关的诗文，足可见也是一名资深茶人。
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独自一人流离在异域，唯有茶可以凭吊起他对故土的乡愁。他在写给嫂子陈碧岑的诗中写道：昔年作客原非客，骨肉天涯尚剩三。今日孤灯茶榻畔，共谁相对话江南？一个人喝茶，总归是孤零零的，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寂寥。
他在《临安道上野景》中写道：泥壁茅篷四五家，山茶初茁两三芽。天晴男女忙农去，闲杀门前一树花。他在《故都的秋》中写道：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罢，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郁达夫还说过“人间有茶便销魂”，与茶的情结可见一斑。
1927年1月，郁达夫在日记中快乐地写道：“十五日，王映霞女士，为我斟酒斟茶，我今晚真快乐极了……”1932年秋，郁达夫在杭养病时，上翁家山盘桓了半个月。那段时日，他赏景啜茗，满心都在思念王映霞。他在日记中写道：“上翁家山，在老龙井旁喝茶三碗，买龙井茶叶、桑芽等两元，只一小包而已……今晨发霞的信，此后若不做文章，大约一天要写一封信去给她。”也正是那里的醉人桂香，成为《迟桂花》的灵感之源。
郁达夫好喝龙井。他说，他在会友时，如果招待的是家乡茶必会特意补说一句，以示珍贵。郁达夫不仅自己爱喝茶，还要让笔下的人物走到哪都喝茶。所以在他的小说里，茶房是出现比较频繁的场所。
郁达夫对茶是颇有研究的。1935年，他在《良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上海的茶楼》：
茶，当然是中国的产品，《尔雅》释槚为苦茶，早采为茶，晚采为茗。《茶经》分门别类，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神农食经，说茗茶宜久服，令人有功悦志。华佗《食论》，也说苦茶久食，益意思。因此中国人，差不多人人爱吃茶，天天要吃茶；柴米油盐酱醋茶，至将茶列入了开门七件事之一，为每人每日所不能缺的东西。外国人的茶，最初当然也系由中国输入的奢侈品，所谓梯、泰（Tea、The）等音，说不定还是闽粤一带土人呼茶的字眼，日记大家Pepys（注：即塞缪尔·佩皮斯，17世纪英国作家和政治家。以散文和流传后世的日记而闻名。）头一次吃到茶的时候，还娓娓说到它的滋味性质，大书特书，记在他的那部可宝贵的日记里。外国人尚且推崇得如此，也难怪在出产地的中国，遍地都是卢仝、陆羽的信徒了。
茶店的始祖，不知是哪个人；但古时集社，想来总也少不了茶茗的供设；风传到了晋代，嗜茶者愈多，该是茶楼酒馆的极盛之期。以后一直下来，大约世界越乱，国民经济越不充裕的时候，茶馆店的生意也一定越好。何以见得？因为价廉物美，只消有几个钱，就可以在茶楼住半日，见到许多友人，发些牢骚，谈些闲天的缘故。
上面所说的，是关于茶及茶楼的一般的话；上海的茶楼，情形却有点儿不同，这原也像人口过多，五方杂处的大都会中常有的现象，不过在上海，这一种畸形的发达更要使人觉得奇怪而已。不止上海，也不止杭州。
不论到任何一个地方，茶都是郁达夫与家乡之间剪不断的牵挂。到了福建，他说：闽茶半出武夷，就是不是武夷之产，也往往借这名山为号召。铁罗汉，铁观音的两种，为茶中柳下惠，非红非绿，略带赭色；酒醉之后，喝它三杯两盏，头脑倒真能清醒一下。其他若龙团玉乳，大约名目总也不少，我不恋茶娇，终是俗客，深恐品评失当，贻笑大方，在这里只好轻轻放过。到了马拉西亚高海拔的金马伦高原，他看见了：温度和湿度最适宜茶树生长，所以遍山皆是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