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晓平
办公室的空调拂着微凉，我摊开褐黄页边的《浙江省新登中学校志》——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初中毕业生名录里，母亲的名字规规矩矩嵌在中间。论文化，她比连高级小学都没毕业的父亲高些，可真正刻在我心里的，是爷爷的认可。爷爷在村里德高望重，话少又严苛，从不对人轻易称赞，却常跟亲戚提“她会当家”，这五个字在我们心里，重得像块金。
那时爷爷早和我们分家，他与父亲都寡言，碰面多是默默点头。我们家是村里最穷的，原是六姐妹，一个夭折后习惯说五姐妹。母亲文弱，提桶水都要缓半分，却凭着韧劲儿撑住漏风的家：五个孩子没饿着冻着，全送进学堂；粗布衣服洗得发白仍叠得整齐，糙米饭蒸得松软，冬腌的萝卜干、梅干菜切得碎碎的，炒时多放半勺猪油，把苦日子熬出了甜。
母亲最会用普通食材做出好味道：烧番薯火候掐得准，外皮不焦、内里不夹生，吃着绵密带甜；蒸南瓜软嫩不烂，留住本身清甜；过年食材少，她裹的粽子米香扎实，包的米果皮薄馅足。连邻居都夸“你家妈做啥都香”，其实不过是她对每样食材都上心。
改革开放分田单干后，田里浇水没人管。父亲怕电不敢碰电闸，妇女们或嫌累或不懂，五十多岁的母亲却揣着常识去田埂：选水管、接电闸、调水流，蹲在田边慢慢摆弄，硬是让庄稼从没缺过水——我们的学费、换季衫，全靠这几亩地的收成凑。
那时日子真苦，肉是过年的稀罕物，母亲平时就着萝卜干啃糙饭，连糖都舍不得买，可家里来客，总把最好的拿出来：糙米淘洗三遍蒸软，赶上鸡下蛋就炖蛋羹，再炒把青菜多淋半勺猪油。我总想起村里老人们讲的秀才故事：穷秀才没菜待客，采了刚开的辣椒花炒菜，亲戚却记了一辈子，说“辣椒花过酒，情谊重”——“过酒”是家乡土话，就是书面说的“下酒”。母亲和那秀才一样，手里没什么稀罕物，却把“最好”两个字揉进了每一份招待里。舅舅后来还说，当年去家里吃饭，哪怕糙米饭配青菜，心里都暖，知道她掏了心。
刚参加工作那几年，我去看爷爷，他攥着我手腕说：“年轻人要记两点，不怕吃力，力气做做会来；不怕吃亏，今后日子长。”后来我管食品厂遇难处，想起这话，也想起母亲在田埂、灶台忙活的模样，才懂她的“会当家”，从不是只理家务，是能扛事、能分物，还让五个孩子长大读书，这份本事比什么都金贵。
这辈子最难忘小时候去远山砍柴：柴捆滚下来压伤我腿，妹妹报信后，从没上过山的母亲踩着溪边碎石赶来，没喘匀气就把我架背上，攥着我胳膊、扒着树藤稳身形，脚步晃了又晃，后背汗透斜襟衫，喘气像拉风箱，却没哼一声。后来发烧的姐姐赶来换背，两人蹚溪时互相扶着，默默往前走。
回家后，父亲和叔叔连夜推独轮车送我去东梓关骨伤科医院。土道坑洼，夜里黑，车轮碾石子震得发麻，一出门就断了联系。赶到医院天已亮，第二天才用杉树皮固定好伤处。母亲在家熬了整夜，没一句抱怨，等我们说“没事了”才松口气。我休养时，她三餐端到床边用碗盖捂着，早晚帮我洗脸洗脚，换杉树皮时先查皮肤磨没磨红，半分疏忽都没有。
后来父亲眼疾突发，差点瞎了，我在学校急得睡不着，却没收到家里的信。直到课间收到落款“母字”的信，信封地址一笔不潦草，信纸文字简练，没半句诉苦，只把事说清怕我分心。后来才懂，那时她一边照顾眼疾的父亲——两人依旧没多少话，父亲疼得皱眉只沉默，母亲就默默端药热敷——一边顾田、顾弟弟妹妹，从不让我们多担难。
日子好些后，我们想给母亲买新衣，她却只爱穿老式斜襟衫，说“旧衣服洗干净还能穿，买新的干啥？将来烧掉可惜”。轮椅上的五年，她仍顾体面，哪怕动不了、说不出话，也会示意递布巾擦桌面，身上衣服总要求整整齐齐。
母亲遭过两场中风，第一次摔断髋关节，我们送她去新登人民医院做置换手术。住院时她电解质紊乱，神志有时不清，可看到汶川地震新闻，攥着我们的手反复说“得帮一把”，还坚持用零花钱捐款。医生护士夸她心善，她只轻轻点头。
最后一次送母亲去新登人民医院，车刚发动，父亲突然赶出来，就站在离车几米远的地方，向来沉默的人，那天急得声音都发紧，却说得明明白白：“别给你妈插管，也别在她身上切得这边一个口子、那边一个口子。”他站在那儿，身影瘦瘦的，话没多说，可眼神里的慌和疼，我看得清清楚楚——他们这辈子没说过多少情话，却把彼此的疼惜，都藏在这些实在的叮嘱里。
可那时我忙着办厂，陪她的时间少得可怜。换病床时抱她，才惊觉她瘦得惊人，一用力没稳住差点摔着。她没力气说话，只紧紧攥着我胳膊，身子微微颤。我又慌又疼，满脑子“妈怎么瘦成这样了”，才惊觉连她日渐消瘦都没察觉，连她当年对我那般细致的十分之一都没做到。
送她走那天中午，阳光照在老房门上，却没了往日的暖。我们回老房整理遗物，打开旧木箱时心头发酸：里面她常穿的斜襟衫洗得发白、袖口磨出细毛边，却依旧平整；没穿过的新衣还挂着，她早备好的身后衣压在最上——她这辈子，总把一切安排妥帖，从不让我们为难。之后去火葬场，看着裹着母亲的火焰，忽然觉得那火格外洁净——那是她要脱离苦日子，好好歇着了。
火化后，我们在骨灰里寻到了她当年固定髋关节的不锈钢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