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敬茹
说实话，这本书最先吸引我的是它的装帧。《阿包》（李玉春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2025年1月出版）仅32开大小，深蓝色的封皮有着一种缓慢的、生于沉重的静谧。上面“阿包”二字似乎是用毛笔一挥而就的，鲜明的墨色纹路下迸溅出点点红色，好似一个反复裂开的血痂。“阿包”二字下面有一个极为简单的小人符号，仿佛它跋涉半生，才终于在这方寸之地，踉跄地“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名字。
《阿包》的成书过程带有一种原始到近乎游戏的意味。阿包识字有限，所以她先用手机将语音转化成文字，再将屏幕上的“方块”抄写到稿纸上。这使得整部作品在语言方面呈现出极其鲜明的口语化特征，如“嘛”“啦”等密集出现的语气助词。除语言外，《阿包》在叙事层面几乎没使用任何技巧，它以一种近乎“流水账”的方式，将事件层层堆叠。这种未被修饰的、粗粝的原生状态，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文本极为强悍的真实性。每当阿包通过辛勤劳作攒下一些积蓄后，命运便会降下意外的重击，让阿包此前的努力化作一片泡沫。这般际遇让我联想到老舍笔下三起三落的《骆驼祥子》。与《骆驼祥子》不同，《阿包》的口述根源及其烙印在文字上的原生痕迹，彻底剥离了读者“纯属虚构”的心理屏障。我们无法将其视为一个遥远的虚构故事，只能直面这份被语言原样托举出的、冰冷而粗粝的生存苦难。
我无意在此对阿包其人其事做出评判。在豆瓣等平台上，读者对《阿包》的评价呈现出显著的两极分化。在我看来，争论的核心焦点可以概括为：这部作品是否算得上文学作品？更进一步，它是否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支持者持肯定的理由主要在于《阿包》情感与形式的真实。《阿包》讲述了底层女性这一“沉默的大多数”所承受的深重苦难，展现了她们在苦难中迸发出的坚韧生命力。其口述源头以及未经“文学加工”的原始形态，被认为最大限度地逼近并还原了生活的本真面貌。反对者则认为，《阿包》语言过于粗粝，在叙事方面缺乏结构安排和叙事手法，文本几乎全为简单的“流水账”式记录。与其说《阿包》是一部具备审美与思想深度的文学作品，不如说它在本质上更接近一份有意义的生活实录。这场围绕《阿包》文学属性的争论，其意义或许正在于它尖锐地触及了文学评价标准的边界问题：在记录的真实与艺术的提炼之间，文学究竟该如何定位自身界限？
在非虚构写作的传统中，底层叙事往往需要知识分子的“赋权”方能进入主流视野。但面对出版社要求改写成《秋园》式“文学性文本”的提议时，阿包的学者丈夫拒绝了修改，他认为 “改下来的话，就是我的作品，不是阿包的作品”。“阿包的作品“即是《阿包》这本书的重要价值：这是一次底层民众自我书写、自我发声的实践。相较于知识分子的代言式叙述，这种自述无疑拥有更强的真实性。然而，这种真实性本身却是值得怀疑的。阿包的叙述完全依赖个人记忆，其主观性、选择性及可能的遗忘或模糊性，是构建“真实”的天然滤镜。且受限于文化水平，阿包必须通过“语音转文字”这一技术中介进行创作，这一过程虽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个体声音的原貌，却不可避免地挤压了文本的可读性。口语是作家进行创作的宝贵资源，但口语进入文学创作通常需要作家发挥主体能动性，对其进行艺术提炼和转化。阿包的创作恰恰缺乏这种主动的“加工”。这种未加修饰的直接呈现，或许可视作一种艺术实验，但客观而言，它未能（或无意）在艺术形式上精进，大大削弱了文本作为文学作品的审美愉悦和阅读流畅度。此外，文本中所呈现出的对于苦难的克制书写也是令人生疑的，这种表面上的平静，在多大程度上源于阿包的“理性”认知？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其有限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单一的表达方式所导致的结果？通观全书，阿包似乎并未完成对苦难的深刻反思或精神超越。她对苦难的接受态度，更多呈现出一种生存本能驱使下的坚韧（甚至麻木），而非历经苦难后个体的“理性”表达与豁达姿态。这种状态，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文本可能抵达的思想深度。
然而，这绝不意味着《阿包》没有其独特的价值。评价一部作品的维度本就多元，我们理应看到这部作品的意义与价值。威廉·津瑟曾在《非虚构写作指南》中谈到，好的写作就是剥离每一句话中的杂物，只保留最纯洁的部分，阿包的无意识文学实践即是如此。更令人动容的是，在命运重压下，阿包的文字深处，依然清晰跳动着对知识的深切渴求与对人性尊严的顽强坚守。因此，《阿包》的价值，或许并不在于它是否符合传统意义上“优秀文学作品”的评价体系（它显然在艺术形式与思想深度上存在不可忽视的局限），而是阿包通过“书写”这一行为本身，向世界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这声音或许粗糙，或许微弱，但它的确存在着，并以其存在的本身，照亮了无数沉默的生命暗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