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许媛娇
1945年9月，当抗战胜利的捷报传遍神州大地时，南洋苏门答腊的丛林里，却永远失去了一位以笔为枪的战士——郁达夫。从西子湖畔写下《沉沦》的忧郁文人，到南洋街头奔走呼号的文化旗手，他的一生始终与民族命运同频共振。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郁达夫虽然是一位作家，却以实际行动贯穿整个抗战时期，特别是以笔墨为利刃，在文学的战场上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精神防线”。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亦是郁达夫殉难80周年。回望这位作家的“纸上抗战”之路，从早期作品里的民族觉醒呐喊，到抗战全面爆发后以副刊为阵地进行文学抗战，他的文字早已超越文学本身，成为中华民族抗战史上不可磨灭的文化印记。
锋芒初露：早期文字里的“精神觉醒”，为抗战埋下思想火种
郁达夫原名郁文，浙江富阳人，现代作家、抗日英烈。一个文人何以成为抗日英烈？郁达夫的“抗战”基因，早在上世纪20年代的作品中便已埋下。在“五四”文化精神的照耀下，郁达夫在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创造社，出版了新文学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后又以自叙传方式写下《南迁》《春风沉醉的晚上》等系列小说，主人公虽满是忧郁、颓唐与绝望，但其苦闷情绪的内核，是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沉沦》中那句“祖国啊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不仅是个体的悲鸣，更是当时处于屈辱地位的中国人的共同愿望，这种对民族强大的渴望，是他“文学抗战”的思想源头。
当时的中国文人起初大多将笔触投向个体生命的探索与人性的解放，但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救亡”逐渐压倒“启蒙”，成为时代的最强音。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郁达夫的创作重心发生显著转变。郁达夫研究学会会长苏立军介绍，根据郁达夫的生平和创作历程，可以观察到他在1931年至1936年间的作品中，政治关怀显著增强，从早期的抒情性散文和议论杂文，到中期因白色恐怖而陷入思想低潮，再到后期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工作，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经历了从个人抒情到社会关怀的转变。
苏立军说，郁达夫在分析民族危机时，总能从历史的长河中审视当时的中日关系及全球变局。1936年6月，郁达夫发表《战争与和平》：“南宋主和，和的结果，已经写在历史上面，虽则苟延了几年，最后的结果，终于是亡是兴，想是读过《南渡录》的人，大家知道。”他尖锐指出当局的目光短浅，缺乏全局意识、超前谋划：“强邻逼境的步骤，一步一步的紧起来了；我们的准备，也都注意在临时躲避，不曾筹及到将来的大计。”
阵地坚守：赶赴新加坡，坚守副刊上的“抗日堡垒”
“七七事变”爆发后，富阳的沦陷，郁达夫的母亲因拒绝为日军服务饿死山中，郁达夫悲痛写下“无母可依，此仇必报”的挽联。也正是这一年，郁达夫意识到当时已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作为一名有良知、有担当的书生，他并未躲进“风雨茅庐”，而是选择以笔作枪，全身心投入抗战宣传。他写下：“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
1938年，郁达夫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而后毅然奔赴抗战前线，以亲身所见写下众多战地通讯。1938年末，郁达夫远赴新加坡，担任《星洲日报》副刊《晨星》编辑，此后还担任了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
1939年至1942年间，在新加坡的短短三年里，郁达夫共撰写了462篇政论、随笔、启事、文艺评论及诗词等，其中政论文104篇，涵盖国际形势、国内政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方面，此外他还以副刊为阵地写下数十篇鼓舞人心的社论，报道抗战消息、分析战争形势和世界局势，鼓舞抗日士气。
“郁达夫去新加坡的目的就是宣传抗战。”郁达夫研究学会副会长刘涛说，新加坡因地理位置关系，成为当时国际信息交流的枢纽，一方面有利于郁达夫了解国内外形势，另一方面能更好地宣传抗战。
在宣传抗战上，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是鼓舞抗日士气。“面对日本的强大军力与国内的消极情绪，如何证明中国抗战必胜成为当时知识分子面临的重要课题。”刘涛介绍，郁达夫抵达新加坡后的1939年1月1日，就发表了近3000字的政论《估敌》，文中说：“最后胜利，当然是我们的，必成必胜的信念，我们绝不会动摇。非但我们自己有此信念，就是第三国的公平观察者，如《泰晤士报》的通信员，英国放送协会B.B.C.的放送家B.Bartlett的自叙传Intermission in Europe的一书里，也在这样的说，其他凡熟悉东方情形，或亲自来中国视察过战地的欧美各国的先进，结论都是一样。”郁达夫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构建了一套系统的抗战必胜理论。
在新加坡，郁达夫清楚地看到，日寇除了用飞机大炮屠杀进攻、政治进攻、经济进攻、和平进攻、谣言进攻、毒物进攻、娼妓进攻等，还进行文化侵略，并点明这“才是敌人用以灭我种亡我国的一个最毒辣的计划”。针对这恶毒的招数，他写了《敌人的文化侵略》《抗战两周年敌我的文化演变》和《侵略者的剿灭文化》等时评，揭穿其文化侵略的本质，并强调妄想在沦陷区教授日语。
此外，郁达夫还从世界格局的角度分析抗战前景。在《敌寇南进的积极步骤》中，他敏锐地指出：“要从南洋的危急，而想及我国的抗战，则我大举向敌寇反攻的时机，也愈演愈近了。若英美苏在远东，一旦发动积极联合的动作，则我之五百万精兵，亦可以同时兴起，而作各路向敌之反攻。敌寇究竟人力有限，向南分散了一部分兵力之后，万无再在中国有立足之可能。欧战的命运，若将在这一月以内决定的话，则我之最后胜利，恐亦将在这半年中决定。敌寇积极南进之步骤愈加紧，同时，其崩溃的趋势，也愈加速。谓予不信，请拭目以俟之。”
郁达夫还在《太平洋上的“八一三”前夜》中预言：“现在，已经临到太平洋上的‘八一三’，日本南侵行动，如箭在弦，这是一个更□（此处原文有一空格）的紧要关头。”这一判断在1941年12月日本对美国珍珠港的偷袭后得到了印证，美国随后对日宣战，正式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郁达夫的这种战略眼光和国际视野，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相当罕见，展现了他对全球局势的深刻理解和精确把握。
星火燎原：
凝聚海外华侨力量，筑起文学之外的“文化统战”
郁达夫的抗战，并不局限于副刊的方寸之地。他深知南洋华侨是支援国内抗战的重要力量，因此以文学为纽带，将文字影响力转化为实际抗战士气，团结南洋华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苏立军介绍，郁达夫在抗战期间所撰写的文章，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是有效地帮助凝聚了海外华侨的抗日力量，为抗战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海外支持基础。1939年2月，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通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发布了《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的通告，旨在动员和招募有技能的华侨回国参与抗战。这一通告迅速在英属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即今天的印度尼西亚）、暹罗（即今天的泰国）等东南亚地区引起了广泛响应。
郁达夫积极组织参加招募宣传工作，在《星洲日报》上发表了《送峇华机工回国服务》《再送回祖国服务的机工同志》，还翻译了美国记者修拉·堪曼的文章《中国的出海新路》，他鼓励机工们：“长期抗战，以后必须继续下去，非达到侵略者完全退出我们的国土，退出我们的兄弟之邦，高丽半岛等地，决不罢休，像这次回国服务的专门人才，以后我们更希望大量地送出。故国在盼望她海外的儿女回来服务，犹大旱之望云霓。尤其是航空的将士，使用机械化兵器的部队，以及其他的机器技术人员。”
1942年初，新加坡沦陷前，郁达夫出席了由陈嘉庚领导成立的“新加坡文化界抗敌联合会”成立大会，被选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成为新加坡华侨抗日领袖之一。而后由新加坡流亡到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被迫为日本宪兵当翻译，暗中保护和营救了不少当地志士和华侨。1945年8月，他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
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2014年，郁达夫以唯一一位作家身份入选全国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I am not a fighter, but only a writer.”（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这是郁达夫面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提问时说的。郁达夫始终是一个作家，他的笔是最锋利的刀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