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大原 徐时松
行行铅字，句句血泪。
报刊是“历史的草稿”，具有档案性的记录功能，所记载的是直接史料，但其纸质化载体却十分脆弱。岁月侵蚀下，大量民国报刊正立于消亡的边缘。昔日上万种刊物浩如烟海，如今得以完整保存的，却已不足十分之一，唯有残本零章，在寂寂中诉说着往昔。
《老报刊里的日本侵华实录》全书收录300余篇泛黄报刊文章，以新闻报道为主，全部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14年间（1931—1945）我国出版的诸多报刊刊载的记述。主编谢华对当年日本侵华罪行文章作了系统梳理，“原汁原味”地全方位、多角度地再现那段悲壮历史，揭露日本侵略者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丛书分为战争篇、教育篇、政治文化篇、经济篇四卷本（6册），针对入编的每种报刊都详细考证其办刊目的、办刊人物和办刊内容，并分为综合期刊、学术期刊、普及期刊三种类型。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日战争研究史专家张同新从学术角度解读了老报刊作为“第一落点的历史记录”的独特价值。他说，这些战时出版的老报刊具有三重历史价值：
其一，真实展示中日两国之间交锋场面，记录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我国的野蛮行径。报刊中记载的奸淫掳掠、血腥冲天的场面，以及中国人民为驱赶倭寇所作出的不懈努力与抗争，都是最直接的历史见证。
其二，将这些残暴历史真实地挖掘、梳理并展示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让人们永远牢记这段历史，以史为鉴。其现实意义在于针对当前日本右翼势力的否认、淡化和歪曲其侵华历史的罪恶行径，提供有力的反驳证据，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反动势力的猖獗。
其三，诸多老报刊及时报道战情，开设专栏、发表专论、刊载专著，成为文化界与敌人斗争的主要阵地。这些报刊无疑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教育意义，既为深化抗日战争史研究提供坚实史料基础，又有利于振奋国人的爱国热忱和实现中国梦的决心。它们以最原始、最直观的方式，定格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期间的残暴行径与中华民族所遭受的深重苦难。每一篇报道、每一幅图片、每一个铅字，都深藏着民族沉重的记忆，历史早已将其定格，任何粉饰与歪曲皆为徒劳。
《世界展望》：最早使用“南京大屠杀”一词的中文报刊
在人类战争史上，很少有词汇能像“南京大屠杀”一样，以极其凝练的语言概括出一段惨绝人寰的历史。这一术语真实而准确地记录了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期间，侵华日军在南京城犯下的大规模屠杀、强奸、抢掠与焚烧等暴行，致使超过30万中国军民丧生。
如今，“南京大屠杀”已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定的历史专业术语，被中外史学、新闻、外交、司法及军事界普遍使用。而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词汇，最早见于中文出版物，可追溯至1938年4月出版的《世界展望》半月刊。
“南京大屠杀”一词的首次出现，与一位名叫汪思梦的译者密切相关。1938年3月16日，香港英文报刊《南华早报》刊载了题为《南京的暴行》（The Atrocities in Nanking）的报道，内容源自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乔治·费奇（George Fitch）在广州的一场演讲，以其亲身经历揭露日军暴行。同年4月5日，汉口出版的《世界展望》半月刊第3期刊登汪思梦对该文的翻译，但并未直译原题，而是创造性地拟定为《南京大屠杀目击记》。这是“南京大屠杀”五字首次以标题形式出现在中文报刊中，标志着这一历史概念的话语诞生。
《世界展望》在译文前加有编者按语，痛斥日军“施行人类有史以来最无赦的大屠杀”，呼吁国人铭记这段“二十世纪的活地狱”。汪思梦在“译者志”中说明，该文译自费奇在广州一场茶会中的演讲，并将其内容进一步分段，拟出如“尸体满街山积”“强奸案件无数”“十岁到七十岁”等小标题，强化叙述的现场感和震撼力。
尽管《世界展望》发行时间短暂（1938年3月创刊，5月停刊），发行量有限，未能使该词迅速广传，但其用词准确、意象鲜明，为“南京大屠杀”作为历史定性与专业术语奠定语言基础。
这一术语真正走向公众视野并产生深远影响，得益于1945年11月25日上海《申报》在头版刊出《南京大屠杀罪行将公布》一文。《申报》作为当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大报，使“南京大屠杀”一词迅速传播开来，进入中国社会的主流叙述。此后，该术语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正式采用，写入判决书，从而在国际法与中国司法体系中获得确认。
“南京大屠杀”一词，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高度概括，更是对遇难者的永恒纪念和对真实历史的坚决捍卫。它从最初的译者创译、报刊传播，到最终成为国际公认的历史术语，凝结无数见证者、记录者和传播者的勇气与良知。在当今仍有人试图否认或淡化这段历史的背景下，这一术语已成为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铁证，警示世人永志不忘、珍爱和平。
《是非公论》：日本对华经济侵略之一斑
《是非公论》于1936年4月创刊于江苏南京，属于时政评论类刊物，旬刊，主要刊载各类有关政治、经济、社会等国内外实时动态的评论性文章。该刊由是非公论旬刊社编辑发行，社址位于南京铁管巷，瑞福里三号，由中山公记印书馆印刷。
《老报刊里的日本侵华实录》中收录了1936年12月5日出版的《是非公论》第二十五期中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刊载。文章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日本自近代以来对华推行的一系列经济侵略行为。该报道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凭借不公平贸易和资本输出，系统性压制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破坏我国农村自给自足经济结构，企图将中国经济完全置于其垄断控制之下。
文章提到，自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日本趁各国疲于应对之机，加快对华经济扩张步伐。其借助巨额资本优势，多方打压中国民族企业，阻挠正常工商业发展，并通过军事手段强行占领东北四省，企图以此为跳板推行所谓“大陆政策”，实现独霸中国市场的野心。田中义一曾提出的“欲征服全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言论，正是这一扩张逻辑的赤裸体现。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强对华经济控制，从商品输出转向资本输出与市场垄断并行，导致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严重失衡。据当时统计，日本对华贸易长期占中国外贸总额四分之一以上，居于各国之首。尤其在东北地区，日本资本几乎全面把持关键产业，造成我国民族经济空前浩劫。
回顾历史，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西方列强和日本经济侵略的对象。截至上世纪30年代初，外国在华投资总额已超过70亿元，而中国自身资本总额仅20亿元（含国际借款），且始终处于被压制、被支配的地位。日本更以倾销政策为武器，企图扼杀我国本土生产能力的成长。
《是非公论》所载数据还显示，民国以来中日贸易虽偶有起伏，但日本对华经济侵略总体呈不断加深态势，尤以东北为甚。这一历史事实充分揭示出帝国主义通过经济手段侵略弱小民族的本质特征。
历史不容遗忘，真相必须铭记。这段屈辱经历深刻提醒我们，只有坚持独立自主、壮大民族产业，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与主权的完整维护。
《浙江青年》：日本侵略中国的回顾
《浙江青年》旬刊创刊于中华民国23年（1934年）11月，浙江教育厅青年月刊编辑室编辑，出版第3卷第12期后停刊。民国29年（1940年）1月在金华复刊，改名《浙江青年旬刊》，卷期另起，至第2卷第12期。民国30年（1941年）9月出版新《浙江青年》，并改为月刊，期号另计，浙江教育厅四科发行，出版至民国34年（1945年）3月终刊。
《老报刊里的日本侵华实录》中收录了1937年3月15日出版的《浙江青年》中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回顾。《浙江青年》三卷五期中，该刊物用问答体，类似记者专访的形式连发多问。如日本自吞并朝鲜以后，我国共失去若干土地？东北五省有若干方里？这种莫大的国耻，我们应当洗雪的，现在全国的救亡运动正在积极进行，但我们干这种报仇雪耻的工作，应当从哪些方面着手呢？
据刊物报道——“当时日本的本土，约十四万七千方里，直接夺取我国琉球群岛、台湾澎湖群岛、库页半岛、朝鲜、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共有面积一千八百万方里左右，比它原有的领土要大十二三倍。仅东三省与热河的丧失，我国便损失领土1/10，人口百分之六，大豆产额十及之七，森林1/3、铁产1/3、煤产1/3，铁路线长的4/10，输出贸易的1/5。1935年它侵入冀东和察北，1936年又向华北五省——河北、察哈尔、山东、山西、绥远继续侵略，并在福建组织汉奸，成立什么自治的阴谋。今年连河南也排在其侵略的程序中了，因为郑州阴谋机关的破获，就可证明日本的阴谋了。”
此外，刊物报道认为，现在我国的救亡运动，是全国一致的主张，救亡抗日仅是有主张而没有方法，是难以实现的，因而提出五种办法，分别是——
一是要全国团结一致，摒弃私心，凝聚各方人才，上下一心，不分地域、不分彼此，坚定不移地为民族生存而奋斗。同时，要将全国人民组织起来，形成团结一心的基础，听从民族领袖的指挥。这样，原本如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才能凝聚成坚强有力的整体，共同应对国难，与敌人抗衡。
二是应整顿军队，组织民兵，扩充军备，以雪国耻、御外侮。我国军队数量虽不少，但数十年来不断消耗于内战，国家元气大损。今后必须永远停止内战，不再自相残杀，一致对外。对未受军事训练的民众，应尽快开展训练，作为抗敌的后备力量。
三是外交方面，我国不应孤立自己，应积极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与阴谋，并尽快与世界上一切热爱和平的国家携手，争取道义和物资上的支持。
四是要加强全国民众运动，激发广大群众复兴民族、报仇雪耻的热情。
五是必须抵制日货，日本的经济发展依赖我国市场，只要切断这一市场，就可在经济上予以沉重打击。这五项是我国对日报仇雪耻所必需的最不可少的手段，也是复兴我国民族所应有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