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华 / 文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七一”前夕，我正在撰写富阳革命史料。在翻阅、收集相关资料时，突然想起了中共小剡支部书记何益生曾在个人自传《信仰的旗帜》中提到过的一件事：富阳县党组织在抗战时期曾经制作、使用过一面党旗。这是富阳党史上、抗战史上一件大事，收集整理相关史料意义重大。于是我专门花时间作了相关考证，撰写了这篇文章。
何益生在《信仰的旗帜》中自述
富阳基层党组织曾经制作、使用过一面党旗
事情要追溯到2013年10月前后。何益生的女儿何建新和女婿方永建，送给我一本何建新整理的何益生自传《信仰的旗帜》。我读了全书，对何益生革命的一生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钦佩他在解放初为了富阳剿匪斗争的顺利开展，要求组织上将他从省政府机关调到富阳工作。
何益生在自传中提到了这样一件事：“上级党组织派章柔（后改名蒋忠）同志来领导我们。他来工作不久，认为我们支部（即中共小剡支部，成立于1939年夏，何益生任书记——作者注）工作有成绩，他代表党组织宣布我们为精干支部，并将我县仅有的一面党旗送给我们保存，以资鼓励。”何益生所说的事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之后，上级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形势，改党委制为特派员制，蒋忠在这时从浦江县委书记改任为富阳特派员。
我与何益生先生很熟悉，还到他家里去做过采访，可是他从未提起过这面党旗的事，否则我肯定会追问一些有关事实，比如蒋忠交给他的这面党旗的来历、党旗的大小、党旗中的图案、党旗后来的去向等。可是我拿到《信仰的旗帜》时，何益生先生早在1991年就已经去世了。
我从事富阳党史研究已有几十年，何益生先生所说的这面党旗，是第一次知道，以前从未听他说起过，也没有听与他共过事的其他同志说过。这事因为只有何益生先生一人提到，虽认为何益生先生是不会无中生有地说假话，但是个孤证。
在翻阅收集到的史料时，我又有新发现，使得何益生先生提到这面党旗的事不再是孤证。一份是孙北强先生于1982年2月撰写的《跟随蒋忠同志在一起的时候》。孙北强在文章中提到，在抗日战争时期，富阳的共产党组织曾经制作、使用过一面党旗。另外一份，是何益生在1983年9月撰写的《富阳县中心支部的始末》，里面他写到蒋忠曾奖励过他们支部一面党旗的事，与《信仰的旗帜》所写基本一致。
孙北强先生在文章中是这样写的：“有一次我和他（指蒋忠）在窈口碰头时，他要我去木坞口对面的塘头，说他最近发展了两个农民同志，派我去举行入党宣誓……他拿出一面尺余长的党旗，这是政工队的女同志手工缝制的，上面绣着镰刀斧头，还有CCP三个字母。”孙北强先生所说的党旗这事，时间上应该比何益生先生所提到的时间要早一些，前后大概相差半年时间。何益生先生和孙北强先生所提到的这面党旗，其持有人是同一个人，都是蒋忠，时间又接近，由此可以断定，他们俩所说的这面党旗，应该就是同一面党旗。
因为富阳土地革命时期的党组织，没有使用过党旗，所以这面党旗应该是富阳建立共产党组织之后，所使用的第一面党旗。
党旗、党徽是随着革命斗争发展和需要
逐步形成和确定的
由于历史原因，当时未能详细记录
富阳第一面党旗是什么时间制作、由谁制作完成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制式的党旗是1942年4月在延安诞生的。党中央对党旗式样作出决定：“中共党旗式样，宽阔为三与二之比，左角上为黄色斧头镰刀，无五角星，旗底色为红色。”所以，在这之前的20年间，我们党对党旗一直没有作出统一的规定。
在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富阳的党组织一直都处于地下斗争状态，也没有党员会想到要在党代会上使用党旗。事实上，不要说最基层的富阳党组织没有使用党旗的概念，可能连来富阳指导党代会的上级领导，都还不知道要使用党旗，更不会知道党旗的式样。所以，富阳土地革命时期没有使用过党旗。那抗日战争时期何益生、孙北强提到蒋忠持有的这面党旗，应该是富阳第一面党旗无疑。
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共金衢特委的领导下，中共义乌县委组织部部长李乐山（富阳常安人，1938年1月入党）来到富阳，在富阳县政工队中发展党员。1939年1月，在场口真佳溪村张雪莲家举行了入党宣誓，宣布建立中共富阳特别支部，这是富阳重建的第一个基层党组织。李乐山带领新党员举行了入党宣誓，参加宣誓的党员和李乐山，都没有回忆到当时使用了党旗。所以可以断定，这富阳的第一面党旗，肯定是特别支部建立之后制作的，但具体的时间不详。
特别支部为什么要制作这面党旗？是什么时间制作、又是由谁制作完成的？这些情况，孙北强和何益生先生都没有展开过多回忆。何益生于1991年11月去世、孙北强于2001年8月去世，他们都带着这面党旗的秘密离开了。而最大的遗憾，是我们党史研究机构错过了深入挖掘这面党旗史料的机会。
何益生、孙北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提到了这面党旗，或许是当时大家都没有意识到“第一”的重要性，两人除了文字记录，并没有在口头上提过；县委党史办也没有把他们召集起来进行专门的访谈。如果当时能让两人相互启发地谈一谈，或许回忆的内容会更完整一些。另外，那时政工队还有一些主要成员尚健在，如特支书记、队长李国樵，特支委员李云珍，中共富桐建工委委员、富阳县政府政工室指导员兼县政工队副队长汪虹吉等负责人，他们可能因为时间长而遗忘了，只要有人提及，大家肯定就会有记忆，县委党史办完全可以为此事件专门开个座谈会，可是一切都无可挽回了。
这面党旗曾藏于常安小剡村老宅瓦片里
背后的故事值得被后人探寻与铭记
1927年1月，富阳县建立了第一个基层党组织。在土地革命时期，富阳共召开过四次县党代会，其中1928年2月召开第一次县党代会，建立了中共富阳县临时委员会，同年10月举行第二次县党代会，正式建立中共富阳县委。
在上世纪80年代富阳县委党史办公室开展党史资料征集工作时，曾经出席过县党代会的代表，还有一些健在的，如出席一、二次党代会的朱岫云（第一次县党代会当选为中共富阳临时县委书记）、朱锦鸿（第二次县党代会当选为中共富阳县委书记）、潘观莲（第三次县党代会当选为县委委员）、傅潮判（第四次县党代会当选为县委书记），在他们撰写的回忆文章以及对他们的采访记录中，都没有记录党代会中使用过党旗的事，也没有谈到党员入党宣誓时，是要面对党旗进行宣誓的。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但共产党的发起者们还来不及将一个崭新的革命党应具有的一切都考虑周全，一切都顺从简便易行的原则，所以当时的共产党中央还来不及考虑制作党旗。因此，我们党的党旗、党徽并不是建党时就形成的，而是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和需要，逐步形成和确定的。
由于有苏联共产党的帮助和参与，我们党在党的会议上多用苏维埃旗帜或马克思、列宁画像。在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所以，党组织在开会时，如果需要有旗帜的话，用的自然是苏维埃旗帜。从中国共产党早期所打出的旗帜式样看，其雏形显然来源于列宁创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旗帜。
所以，中国共产党当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属于自己制作的、独立的党旗，党中央也没有对党旗作出规定，都是由各级党组织模仿苏联共产党党旗的样式自己创制的，具体样式不尽相同，但基本规格大同小异：左上角绘有金色的镰刀和锤子，并在上方有一颗金边红色五角星的红旗。这种旗帜的含义，普遍的解释是：锤子象征工人阶级、镰刀象征农民阶级，两者的组合，是工农联盟的标志，也是共产党的标志。五角星既象征工、农每一只手的五指（劳动力），亦代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红色是革命的颜色，黄色则是革命光芒的颜色。
蒋忠的这面党旗是如何获得的？何益生没有提及，孙北强只简单提及是政工队女同志缝制的。查相关的党史资料，1940年底至1941年初，蒋忠担任浦江县委书记，按照组织原则，他与富阳党组织是不可能发生横向联系的。
那后来蒋忠为什么又与富阳的党组织发生联系了呢？原来，中共富桐建工委书记曾涛撤离富阳后，该工委机构不再存在，上级指定由蒋忠来兼管富阳党的工作。他到富阳后，在今天的湖源乡窈口村，联系上了曾任中共富桐建工委委员的汪虹吉。汪虹吉当时公开的身份是富阳县政府政工室指导员兼县政工队副队长、国民党富阳窈口区乡镇联合办事处主任。汪虹吉担任联合办事处主任后，决定在办事处秘密建立党组织，他一方面调政工队支部委员孙北强到该办事处工作，另一方面又向上级打报告要求增派干部来加强力量。
正是看到了窈口乡镇联合办事处在今后革命工作的重要作用，蒋忠便来到了窈口，与汪虹吉接上了组织，并从外地调来吴南青到办事处工作。在蒋忠的批准下，党组织在窈口区乡镇联合办事处秘密建立了支部，吴南青任支部书记、孙北强任支部委员。后来也就有了蒋忠要孙北强去举行入党宣誓的事。
蒋忠与富阳县政工队是有联系的，但联系人只有汪虹吉和孙北强两人，富阳的这第一面党旗，或许就是汪虹吉或孙北强在这个时间里交给蒋忠的。孙北强在回忆中没有说到是他交给蒋忠的，那只剩一种可能，是汪虹吉交给蒋忠的。
后来，蒋忠代表党组织把这面党旗交给何益生保管。何益生离世后，这面具有历史价值的党旗去了何处呢？
据他后人回忆，何益生北上前把这面党旗藏至常安镇小剡村，也就是其外甥李潮水的老宅瓦片里。解放战争结束后，何益生回老宅寻找过，却再也找不到了。
这面藏着无数隐秘故事的党旗，如一颗隐匿于时光深处的“明珠”，悄然没入历史长河的滔滔波澜中，最终消逝不见。
但不管怎样，富阳的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制作、使用过党旗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值得在富阳党史上记载一笔，也应该让后人知晓这面伟大旗帜背后的故事。
（作者系富阳区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