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竑
一年多前的一天清早，接到阿明的电话：“哥，阿伯昨天晚上走了。”
阿明的爸爸是我父亲生前的好朋友，名叫恒春。我还是懵懵懂懂的时候，就晓得父亲有这么一位好朋友，我们兄弟姐妹随他儿女，也叫他阿伯。
为什么父亲和阿伯能成为好朋友，我一直没想明白，直到父亲离开我们的几年后，似乎明白一点点。
父亲出生书香门第，我爷爷早年就读求是大学堂（也有说是安定学堂，由于“文革”时期的忌讳，我父亲一直避谈此事，只说爷爷当年读的是美国人在杭州创办的“旧制学校”）。
爷爷家家境殷实，父亲从小接受良好教育，后来上了师范学校，是一位典型的文弱书生；而阿伯则是一位地道的农民，是本土远近有名的一把劳动好手。
表面看，我父亲与阿伯各方面大相径庭，如果两人站在一起，外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们俩有超越兄弟般的感情的。
我父亲是一位十分爱干净的人，而阿伯生活上却十分糊涂。记得小时候，有一次阿伯糊涂到我哭为止：那年正月初一去阿伯家拜年，我不小心一屁股坐在了有鸡屎的椅子上，阿伯见状，直接用手擦了，擦了椅子还擦我的新裤子，眼看新裤子越擦越脏，我号啕大哭起来。然后，更让我大哭不止的是阿伯竟然用擦鸡屎的手直接抓糖果给我吃。
就是这么一个糊涂的人，我父亲竟然能与他在一个被窝里睡觉，更令人诧异的是他们俩竟然好了一辈子。
当年父亲进手术室前留有一纸遗言，关于他的后事安排，父亲明确提出：“我要安安静静地走，丧事一切从简，只通知邵村阿伯就行，并由阿伯包裹我的身体。”几年后的那一天，我们遵照父亲的嘱咐，让阿伯为我爸做了最后一次料理。阿伯在老家是一名受人尊重的老人，那天阿伯虽然很沉静，但从他略微颤抖的动作中，我感觉到了他内心情感的涟漪。
小时候父亲总是在每年正月初一的上午，带我去阿伯家拜年，等我们兄妹几个长大了，父亲就单独前往了，也不知道他坚持了多久，但可以肯定的是，父亲一直与阿伯保持着淡淡的来往。是的，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与阿伯之间的情义没有任何的装饰，我从未看见他们之间有任何的物质经济来往，即便每年拜年，父亲也是空着手去的；父亲曾告诉过我们，当年你阿伯帮我们造房子，自始至终，没拿过我们一分工钱。
父亲走后，我接了父亲的班，每年春节去看望他。前几年因疫情，总要到正月半左右才去看他。每次见面，阿伯总是笑眯眯说一句 “来了”，而旁边的姐（或妹）总是说：“阿伯早就在记挂你了！”
接下来与阿伯的聊天总是围绕两个话题，其实也称不上是聊天，每次总是我问，阿伯答。
我先是询问他的身体状况，问得差不多了，就转入阿伯从前的生活话题。阿伯是一位不善言谈的人，尤其不愿谈为我家做的那些事无巨细的劳力事。每次谈到这个话题就像挤牙膏一样，我问一句，他答一句，未了，总是轻描淡写地补上一句：“都是过去的事喽！”
其实很多阿伯与我父亲，和我家的故事，都是通过亲属友人的言谈中得知的。比如，我家造房子时，有一天半夜，天下起了大雨，阿伯起床摸着黑赶到我家，用塑料布盖好泥墙（那时候造房子外墙都是用黄泥土和石灰夯起来的）……
有一天，父亲得知阿伯生病了，待夜办公结束后，举着火把，步行十多里地去看望阿伯；父亲胃病开刀，阿伯用独轮车拉他二十多里路到车站，然后陪着他到杭州医院……
这次阿伯丧事期间，谈到阿伯为我家做的那些事，旁边一位村民（我不认识他）插话说，他不单待你家是这样的，在村里，不管给谁家做活（阿伯会泥工、木工，会做篾匠，修伞补灯笼样样会的，是一位全能手），他都是这样的，不分时间，不计较工资的；阿姐补充道：挣钱他不计较多少，但是挣回来的钱，他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用。阿妹举例说，有一回住院，听说一碗面要20元，心痛得不得了，硬是吵着要回家……
也是我父亲住院期间，有一次我外买了一笼小包子，父亲没有吃完，后来我将剩下的几只包子倒进了垃圾桶，待我回来，旁边的病人告诉我，你爸把你倒掉的包子全捡起来了，他用开水洗了好几遍……
阿伯在世时，能自己做的事尽量不麻烦小辈，他总是跟阿明说，你管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不用记挂我的；他跟几个女儿总是这样说，你们不要来服侍我，家里小的要读书，你们事体很多的，管好家就好了……
我父亲何尝不是这样，他住院期间，总是不让我们陪侍他。有一次白天刚开了刀，晚上他看到我睡着了，硬是自己轻轻地爬起来上厕所，等到睡下，我才发现，他看着我说：“白天你吃力了，睡哦！”
这样的事不一而足。
阿伯入殓仪式上，当入殓师高喊“你老一路走好吧”，并为阿伯的灵柩盖上盖子的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阿伯为什么与我父亲能做一世的好朋友——他们俩就是平凡的人，平凡得极其平常，平凡得极其崇高。
阿伯，您在天堂与父亲继续做好朋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