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场关于李渔美学当代价值的对话，在李渔故里——兰溪市永昌街道夏李村举行。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休闲研究中心特聘主任、研究员马惠娣，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长郑雷，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汉学杂志副主编任大援围绕“李渔美学与休闲人文经济”展开主旨发言。
活动聚焦李渔的人生经历、思想文化、戏曲艺术、海外传播等方面，以学术研讨、产业对话和跨界交流，进一步挖掘李渔文化的当代价值，推动李渔文化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
李渔生活美学与精神故乡的重建——基于休闲哲学的视角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艺术研究院休闲研究中心特聘主任 马惠娣
站在李渔故里夏李村，我的心情确实很不一样。今年是我从事休闲研究的第31个年头，回头看这30多年的学术路程，李渔在我心里始终占据着非常崇高的位置。我常跟身边的同行说，做休闲研究的人，不能不仰望李渔这座丰碑。只有真正走近他、读懂他，我们做休闲研究才有底气，才有资格把这份学问做深做实。
其实我一直觉得自己的研究还没有深入，即便有30年的积累。来到李渔故里，心里满是触动。这份触动，最早要感谢陈兴兵副主席。今年8月初，他把新出版的李渔相关著作寄给我，我随手翻了几页就被深深吸引。后来，我干脆把这本书带在身边，一路走一路读，那时我才发现，过去我对李渔的理解，是孤立的、片面的。这本书，给了我一个全方位、完整、系统地认识李渔的新视角。
来到李渔故里，我的心情格外复杂。一方面，李渔是我休闲研究道路上一座分量极重的精神丰碑，他的思想滋养了我30多年的学术探索；另一方面，今天我真正走进了他的精神故乡，站在他当年生活过的土地上，很多之前在书里琢磨不透的东西，忽然就变得鲜活起来。这次来之前整理文稿，好几次写着写着就动了情，几乎要落下泪来。这份情绪里，有对先贤李渔的尊崇与理解，也有我们这些后辈学人接过文脉、继续往前走的一份郑重。
20年前，我写了一篇关于李渔与休闲文化的文章，写到一半就停了笔，一直没能完成。这次受到启发，再回头翻看自己当年在书页上做的笔记，忽然就思路通彻，顺理成章地提炼出了李渔思想里的“四观”：自然观、生命观、生活观、审美观。这四个维度，串起了他《闲情偶寄》里的全部生活智慧，也让我们重新读懂了“窗临水曲琴书润，人读花间字句香”背后的生命温度。
我们一路走过李渔坝、且停亭，又站在三与楼的二层，这里写着“与古为徒”，再往上是“与天为徒”，往下是“与人为徒”，三层境界层层递进，给了我们做学问更深的启发。做李渔研究，不能只停留在书斋里考据，一定要走到这片土地上来，实地走一走、看一看，才能真正激发学术灵感，这份收获和只在书房里读文献是完全不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一个新命题，就是怎么把李渔的文化价值，从纸面的价值评价，真正转化为当代人现实生活里的实践。这也是我现在正在琢磨、正在推进的论文核心方向，让李渔的闲情美学重新回到日常烟火里，就是我们对这位先贤最好的致敬。
李渔戏曲的现实意义与美学传播价值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长 郑雷
清初剧坛，李渔是极具分量、不可忽视的重要戏曲家，也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文人。
李渔是兰溪人，早年考取过秀才，明朝灭亡后，他流落江湖，不再追求仕途，依靠开设书铺、组建家庭戏班、四处巡演谋生。他一生创作了《怜香伴》《风筝误》《凰求凤》《比目鱼》等十部传奇戏曲，合集统称《笠翁十种曲》。他身兼作家、学者、戏曲活动家、戏曲理论家多重身份，才华盛名传遍全国。
李渔的戏曲作品十分注重舞台呈现效果，擅长打磨场面调度与剧情转折，并且刻意创新，很多剧情没有现成典故史实参考，完全原创构思，艺术创造力远超同时代剧作家。
李渔在戏曲理论著作《闲情偶寄》中提出，剧本之所以叫“传奇”，核心就在于“奇”，讲述罕见新奇的故事，才能值得流传。他自己作诗、填词、写戏曲都有独到长处，从不照搬前人内容、跟风世俗文风，能给观众和读者带来全新的观感。这并非自夸，“新奇出新”是他所有戏曲作品最核心的特点。
这十部作品中，《风筝误》与《比目鱼》最具代表性，其中《风筝误》流传最广、舞台生命力最强，长久以来盛演不衰。李渔曾在书信中提及，这部作品流传近二十年，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整体来看，李渔的戏曲创作技法娴熟、结构严谨，剧情层层递进、高潮迭起，戏剧性极强。台词通俗自然、接地气，兼具趣味性与幽默感。后世评价他的戏曲，排场布局、人物塑造、台词拿捏都极为精妙，水准远超元明时期的诸多戏曲作品。
站在2026李渔美学生活周的现场，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我们今天聊李渔，不能再单一地把目光聚焦在他的戏曲创作上，一定要牢牢扣住“休闲人文经济”这个核心主题，打开更开阔的视野。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李渔的定位都停留在“传统文人”的刻板印象里，这其实是把他的价值看小了。李渔真正留给当代最珍贵的遗产，是他浸透在日常烟火里的休闲文化智慧。而要把这份智慧真正活化出来，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彻底剔除文化传播里急功近利的心态，所有和李渔文化相关的活动、相关的开发，都必须稳稳建立在扎实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这是我们做李渔文化传承最不能动摇的底线。
我上次来兰溪的时候，就听过一个关于李渔出生的民间传说，说他的母亲是一位厨娘，正在灶前做饭的时候忽然临产，走到屋外就生下了李渔。这次再来兰溪，我发现这个传说又变了新的版本，故事里直接把临产的母亲改成被人抬到李氏祠堂里生下李渔。我当时就想，如果下次我再来到这里，说不定还能听到第三个完全不同的版本。我翻遍二十卷本的《李渔全集》，从《笠翁一家言文集》《闲情偶寄》到他的戏曲、杂著，能清清楚楚看到李渔本人是一个胸怀磊落的人，一辈子著书立说，从来不肯虚言欺世、妄谈怪力乱神。我们做李渔的传播，反而不能用这些没有任何正式文献支撑的传说去消费他。
之前有一位退休后常年到各地讲学的学者跟我聊起一件事，说有地方负责文化工作的同志跟他坦言，我们这些基层搞文化，哪懂什么深层的文化研究，说白了就是“先造谣，后造庙”——先编出一套没有史料依据的名人传说博眼球，攒足了热度就筹资建纪念馆、造人造景点，靠噱头吸引流量。我一直觉得，兰溪是幸运的，李渔是实打实的、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大家，他的《闲情偶寄》流传三百多年至今仍是美学生活的经典，他的《笠翁十种曲》至今还在戏曲舞台上焕发活力，他的《笠翁对韵》直到今天还是孩子们学习声律启蒙的必读书，我们根本不需要靠编造野史传说去博关注。
李渔当年放走了猛虎，留下一段率性自然的佳话，我们今天反倒没必要为了所谓的“流量”，给李渔编一个莫须有的“虎笼”把他框在里面。我们真正该做的，是把那些急功近利的伪传说、伪内容全部剔除掉，给他留一片更广阔、更自由的天地，让他的休闲美学智慧，自然地走进当代人的日常生活里，这才是我们纪念李渔、传承李渔文化最该走的路。
李渔美学文化的世界性传播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汉学杂志副主编 任大援
在我看来，中国戏曲小说的海外传播，和李渔本人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从来不是两件孤立的事，而是一体两面、彼此共生的文化脉络。
李渔海外研究的核心首先绕不开的是美国汉学家韩南，他的《创造李渔》是整个领域里公认的标杆性成果。我一直有个推测，韩南当年有一两年时间长期在中国讲学，很有可能专程来过兰溪、来过李渔的故乡，只是这段行迹没有留下明确的文字记载。但不管怎样，他的研究水准至今仍是海外李渔研究中最扎实、最有穿透力的。美国还有一位常年在台湾做研究的学者，他提出的“李渔研究的全球性”观点，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重视。他提醒我们，李渔生活的17世纪，早已是大航海之后的全球化时代，任何文化的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全球背景单独讨论，这和韩南在《创造李渔》里贯穿的全球视野，本质上是完全相通的。除此之外，欧洲的马汉茂是文献研究领域的代表，他系统整理出版的16册《李渔全集》，为整个西方李渔研究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说起来，韩南走上李渔研究的道路其实很有偶然性。他当年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原本计划研究《史记》，他的导师告诉他，《史记》领域的研究者太多了，不如找一个冷门方向深耕。他最终选定了《金瓶梅》作为博士论文题目，正是在做《金瓶梅》相关研究的过程中，他注意到了此前很少被学界关注的李渔，一步步把这个冷门研究做成了影响全球汉学界的经典成果。顺着这个全球视野的思路往下延伸，我们会发现很多之前被忽略的文化关联：大家熟悉的魔幻现实主义，很多人都说是受《百年孤独》影响，但早在李渔的时代，相关作品里就已经出现了把不同生命体的特质通过嫁接的方式融合在一起的书写，这种极具想象力的表达，其实早就出现在17世纪的中国文本里。当然我们不能简单说魔幻现实主义就起源于中国，但这恰恰说明，从17世纪开始，全球的文化交流和思想互动，早就形成了一张看不见的网络。
在兰溪实地走了一圈，我更加坚定了一个想法：研究李渔，必须跳出单一的国别视角，站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重新打量他。很多人不知道，早在1661年，也就是李渔50岁这一年，兰溪就发生了一件直接影响世界文化史的大事件——“中国礼仪之争”从兰溪出发，传到了整个欧洲，引发了整个西方思想界对中国文化的大讨论。这场发生在李渔身边的、震动全球的文化事件，不可能不对李渔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
明清之际的中国儒生有一个很特别的特点：他们看到西方传来的天学、历法、算学有极高的价值，心里非常认同，但碍于当时的文化环境，不敢公开表露自己的欣赏，只能把这些新思想悄悄消化、融入自己的写作和生活智慧里。这些隐而不发的线索，恰恰是我们今天研究李渔最值得深挖的地方。比李渔年长9岁的兰溪本地学者祝石，就是当时直接和西方传教士深度交往的本土文人，他的文集《祝石集》2024年才由浙江师范大学的学者整理出版。作为同乡，祝石的思想不可能不对李渔产生影响，这也恰恰印证了一个道理——止于戏曲研究李渔，不足以读懂李渔；只站在中国的视角研究李渔，同样不足以读懂李渔。
我在梵蒂冈图书馆查阅资料时还发现，早在1700年，《玉娇梨》就已经出现了中文原文、罗马字母注音、意大利语译文三体合一的手抄本，西方传教士用这种方式学习中文、理解中国文化，这比我们过去认定的中国小说西译起点还要早几十年。这些细节都在提醒我们，17世纪的兰溪，早就不是封闭的江南小城，而是全球文化交流网络里的一个重要节点。
最后，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参考。我的太老师侯外庐先生，是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史学大家，他当年在病中通读汤显祖的全部作品，写出了从思想史维度解读汤显祖戏曲价值的经典著作。他分析明清文艺思潮的方法，完全可以平移到李渔研究当中，帮我们跳出纯文学分析的局限，站在世界文化发展统一性的高度，重新看清李渔思想的独特价值。
本版内容 记者 沈冰珂 徐 填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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