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白山绵绵山岭，沾满血印。鸭绿江水曲曲弯弯，飘着血痕……”
在兰溪香溪镇东仓村，百岁老人吴连坤唱起这首歌的时候，一字一句，清清楚楚。歌是74年前在朝鲜战场上学的，那年他26岁。唱完了，他安静地坐着，目光落在某个很远的地方。
1949年，23岁的吴连坤参军入伍，跟着部队从兰溪出发，参加皖南训练、西南剿匪，1950年驻防青岛。1952年，他随部队抵达鸭绿江边。也是这一年，他入了党。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百年长路，信仰是灯，让我们一起跟随吴连坤老人的回忆，走进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
一、侦察机编号看得清清楚楚
鸭绿江的渡口，吴连坤是后半夜过的。
自1950年志愿军首批将士跨过鸭绿江后，前线持续增派援军。1952年吴连坤随军抵达江边，美军侦察机日夜盘旋，白天江面上空全是飞机，过不去，只能趴在草丛里等。等到后半夜，借着夜色，踩着水，一批一批地过。“水冰得刺骨，腿冻得发僵，踩一会儿就没了知觉。”吴连坤说。
过了江，天就快亮了。部队潜伏在山坡上，白天一动不动，树枝编成草帽扣在头上，身上插满树叶。美军飞机贴着山脊飞，引擎声震得耳朵发麻。“飞机低得连编号都看得清楚，”吴连坤说，“一架一架从头顶上过，引擎声震得耳朵嗡嗡响，机身从头顶压过去的时候，能感觉到风往下灌。每个人都不敢动。”
“美国人打的是羊群战，出来一群一群的，上百号人乌泱泱地涌上来，”他说，“他们消灭我们太容易了，我们是少数人的战斗。”吴连坤说完，沉默了一下。“但没有一个人退，只想着，要打就狠狠地打。”
他所在的部队是26军33师98团，他是班长，班里16个人。
他记得冲锋那一天——敌人的子弹扫过来，他下意识往旁边侧了一下身子，子弹贴着耳边过去，打在身后的战友身上。那位战友当场就不行了。他才18岁，脸上还带着孩子气，倒下去的时候眼睛望着天。
没有时间难过。排长从战壕里直起身，只说了一句：“坚持战斗，不要停止进攻。”
那场仗打完，班里16个人，牺牲了9个。活下来的人抱在一起哭。他站在那里，没有哭。他告诉战友们：“不要哭，牺牲是光荣的。”
二、活着本身就是一场硬仗
朝鲜的冬夜冷到零下四十度。
“我们打仗就睡到雪地里。”没有帐篷，没有行军床。累了靠着战壕壁坐下，或者在雪地里找一块稍微干一点的地方蜷着。雪一层一层落下来，盖在身上，人就像和山冻在了一起。有的战友靠着墙睡过去，第二天身上盖着厚厚一层雪，枪还抱在怀里，人却再也醒不来了。
后来他们找到了办法。山里有炸出来的洞，或者天然的岩缝，不大，人蜷在里面缩成一团互相靠着取暖。一个人翻身，全洞的人都醒。炮弹炸到山头上轰隆隆地响，地都在震，洞里面炸不到，那就算安全了。睡在里面的人抓着枪睡，抱着膝盖睡，耳朵始终竖着。一有声音就睁眼，看了没事再闭上。睡一会儿醒一会儿，熬过一夜算一夜。
太冷了就不睡了。站起来在原地跺脚、搓手，在战壕里来回走几步。有人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冻僵了，拉都拉不起来。零下四十度的夜里，活着本身就是一场硬仗。
“没有饭吃。”吴连坤说。
后方粮食上不来，战壕里只有少量干粮和土豆，还常常供不上。食物冻得像石头一样硬，只能含在嘴里用体温一点点焐，焐软了才能咬下去。
有一回好不容易弄到一顿饭，大家围在一起正准备吃，炮弹突然炸了进来，菜饭里全是土和弹片。从那以后，再没有人敢坐在一起吃饭。所有人端着碗分开坐，东一个西一个，蹲在战壕边、靠在土堆上，吃一口抬一下头看天，耳朵竖着，听炮弹飞过来的声音。
“吃饭都是这样，很紧张的。”一顿饭吃完，人还在，才算吃好了。
难的不光是饿，还有渴。
山头上没有水，得到外面去找。有一次抬回来一桶水，红的，浑浊的，铁锈味。嘴唇干得裂了口子，喉咙像烧着，谁也顾不上多想，端起来就喝。喝到嘴里才明白——那是血。
“没有选择，只能喝，苦的。”吴连坤说。七十多年了，那个味道还在。
战场上想不到家人，也没想过自己还能活着回来，心里只有四个字——“保卫祖国”。
三、替战友看这锦绣山河
1953年7月27日，停战。他立下三等功。1954年回国，他所在的班16个人，回来7个。
他没向国家伸过手。“自己能动弹，就不给国家添麻烦。”吴连坤说。
回到村里，他做了生产队的记分员。一间不大的屋子，一张桌子，一盏煤油灯，他坐在灯下，拿一支笔，把每个人今天下了多少地、干了多少活，一道一道记在本子上。有时候他记着记着会停下来，盯着本子发一会儿呆，然后又低下头接着写。干了十几年，后来自己种地。天不亮就扛着锄头出门，天黑透了才回家。弯着腰在地里一待就是一整天，累了就在田埂上坐一会儿，看看天，拍拍手上的土，又接着干。一直种到种不动为止。
如今，作为在乡老复员军人，他每月都能领到国家发放的定期生活补助，从最初的几百块涨到了四千多。他说够了，很知足。平时，吴连坤也不怎么出门，就在屋子里坐着。有时家里人喊他吃饭，喊两声他才听见。耳朵有些背了，但说话还清楚，记性也好。墙上挂着当年的老照片，黑白的，边角已经泛黄。他不常看，但也没有收起来。
“我没想过能活着回来，”他说，“既然回来了，就替他们好好活。”
他又哼起了那首歌。哼得很慢，断断续续，但调子很清晰。窗外有光落进来，落在他肩膀上。他望向窗外，就那样安静地看着。
那是七十多年后的中国。阳光很好，山河无恙。
1952年，他跨过了一条江。那条江他在出发前只在纸上见过，真正站在它面前的时候，只看见黑色的水面在夜色里微微反光。
他跨过去了。
他还活着。
他替他们看到了。
本版内容 记者 吴金泓/文 项炜杰/摄
版式设计 记者 童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