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已是大年初十。隐约觉得马年的日子似乎比以往过得要快些。又似乎不仅仅是马年，恍惚中，好像昨天还扎着俩小辫子，背着书包一蹦一跳去上学，如今却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也许宇宙间的时日于人而言，就像一条滑溜溜的鱼握在小儿的手里，终是无法抓住的。孩子启程回去上班了。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接近尾声。
回望幼时，饴糖和冻带鱼是我对于快过年了最直观的印象。腊月廿七左右，差不多家家户户开始做冻米糖。饴糖是最要紧的原料。它和冻带鱼一样凭票供应，得排队。老妈带我去买带鱼的时候要起早，天还黑漆漆的，很冷。人很多，店面的门开得很小，腥味很重。买到手的带鱼，中间用稻草绳绑着，尖利的牙齿，毫无表情的眼睛，很是清瘦。饴糖却好看，厚嘟嘟的，琥珀色。放到锅里熬的时候会冒泡。常有小孩因大人照顾不到而被烫，所以爸妈会用很严肃的口吻嘱咐我们远离那锅在柴灶上不停翻滚的糖。
老妈的规矩和年一样繁琐。小年开始，说话不能带“死”之类的字眼。碗筷不可放桌边，打碎了会不吉利。她越郑重其事，我越淘气。有时故意说：“笑死了！”“饿死了！”因为算准她不会骂我。有一年吧，我发现日历上除夕是廿九，就问她，今年怎么没有年三十呢？她没作声。我以为她没听到，特意凑到她耳边大声地又问了一遍，这下把她急得，拿了草纸就要来给我擦嘴巴。
吃年夜饭前必须洗脸洗手。平常她给我擦脸都是脸颊连带耳朵后面一把抹，草草了事，边擦边有些嫌弃：“蝴蝶面！”（意思是脸脏兮兮）但这天她绝对不这样说，擦拭的节奏放慢，动作格外轻柔，我也总是闭上眼睛乖乖地享受着这一刻——毛巾的温热和大条的老妈难得的细腻。
大年初一，照例捧“元宝”（就是吃茶叶蛋）、穿新衣。初二去外婆家拜年。她家箱柜上有一对花瓶，插的是腊梅，我很喜欢。就像在所有的花中我最钟意黄色一样，所有的孩子里，外公最钟意我，只有我能和大人们一起上桌。老弟浑浑噩噩未知计较，表妹却日渐懂事，有一年终于生气了，饭也不吃就要回家。姨妈怎么哄都哄不好。奈何外公不发话，姨妈也没办法。席间大人们猜拳喝酒。小姨父喝多了，外婆留他住下来，平时不苟言笑的他瘫在地上笑个不停：“不、不行，我要回、回去的，家、家里有很多钱……”舅舅们那时还没成家，最爱玩“押宝”，一副扑克牌按人头平分，背面朝外，每人一堆，各自翻最上头的那张牌比大小，输的那人要拿钱出来。小舅手气最好，二舅的话最多。大舅老实，连输几局后，燥热得把棉袄给脱了。还输，又挠着头皮脱了里头的棉背心。外婆家的年除了热闹还是热闹。等有了舅妈们，春节倒冷清了，因为舅舅们得去老丈人家走亲戚。
如今，外公已走了三十多年，曾经的那些场景已不复存在。泡了好多次的茶会淡，可多年前那几枝腊梅的清香，倒依然藏在心里。
彭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