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成 作
“孩子入学先买打印机”“8天打印60页作业”“孩子一上学，打印任务就停不下来”——最近，新华社等媒体转发的家长吐槽“家庭打印机”的文章，引发社会广泛讨论。
有人说，家长关于打印机成孩子“第二书包”、家庭“必备教具”的吐槽，看似有些“矫情”，实则反映了千万家庭背后的教育焦虑和教育减负工作，值得深思。
（一）
近日，河南有媒体在街头随机采访几名小学生，问“需要自己打印的作业多不多”，这几名学生异口同声回答“多”，其中一名学生拿着厚厚一摞A4纸打印的作业，说这都是自己家里打印的。一旁有学生家长告诉记者，家里有打印机的话还好，没有的话“挺耽误事”的。甚至有家长表示，一年光作业打印费用就要五六百元。
如今，随着电子版作业的日益增多，打印机也成了家庭的“教育刚需”。电商平台上，“学生作业打印”“家庭复印”等宣传语比比皆是。对许多家长而言，每晚处理各科打印任务已成日常，动辄数十页；若遇上要求A3纸打印或彩色打印的作业，还得到处找打印店。
为此，不少小区门口也出现了自助打印机，瞄准的正是这类需求。更显无奈的是，特殊情形下的“打印迁徙”：一些家长带孩子回老家探亲时，不得不将打印机连同电脑一并打包带走。有家长感叹，无论身在何处，总得紧盯微信群，生怕错过作业通知，耽误孩子完成。而对学生来说，打印作业并未带来实质减负，作业总量并未减少，一旦家长打印不及时，孩子便只能熬夜赶工。
此次热议的核心集中在三点：一是负担转嫁，学校的教学保障责任转化为家庭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二是公平失衡，不具备打印条件的家庭，孩子可能面临隐性歧视；三是效率低下，零散打印的习题不利于系统复习，也徒增家长整理负担。这种“明减暗不减”的现象，恰恰让减负政策在落地过程中变了形。
（二）
教育部门多次明令禁止用手机布置作业，为何这一现象依然普遍？这并非单一原因所致，而是政策执行、学校管理与教育现实多重矛盾下的结果。
政策执行“一刀切”，教辅供需出现脱节。为减轻学生负担，教育部门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一科一辅”。政策初衷虽好，但部分学校为规避“超标”风险，不再统一印制其他学习资料。然而，期中、期末等重要复习阶段，若缺乏适量练习巩固，教学效果难免受影响。于是，通过微信群发送电子版、由家长自行打印，成了某种变通之策。
学校保障存在短板，打印服务供给不足。一方面，部分学校对印刷数量和审批流程严格控制，教师自编的校本作业需层层报批，频繁申请并不现实；另一方面，不少学校尤其是农村地区，经费有限、设备老旧，难以提供充足的集中打印服务。在学校无法提供必要支持的情况下，教师为保证教学进度，只能将打印任务转移给家长。
教育导向未根本转变，“分数焦虑”催生依赖。一些学校仍以分数为主要评价指标，教师也陷入“多加作业、多刷题”的循环。为提升成绩，部分教师从网络搜集习题，通过电子形式发给家长打印，既避开“超纲教辅”的限制，又实现“额外加练”。这种“分数至上”的导向，使电子作业成为隐形负担。从这一点来说，“打印焦虑”本质上仍是“分数焦虑”的延伸。
（三）
破解“打印焦虑”背后的困局，不能止于表面，而应在明确责任的基础上系统推进，让减负理念真正落到实处。
要筑牢教学保障的底线。作为教育教学的主阵地，学校应完善校内打印服务，简化合理印刷的审批流程，确保日常教学与复习所需，避免因保障缺失而将成本转嫁家庭。同时，教师也应加强作业设计，提升校本作业的针对性与有效性，推动作业从“题海战术”转向“精准滴灌”。
要提供灵活弹性的供给。针对这一现象，教育部门需加强对微信群作业布置的监管，对违规行为及时纠正。同时，优化教辅管理机制，增强其与实际教学的适配性，允许在关键学习阶段补充经审核的优质材料，为教师提供合规、便利的教学资源，从源头减少零散打印的动因。
要转变“唯分数论”的导向。打印“微信作业”泛滥的深层原因，是分数压力下的过度练习惯性。唯有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建立科学多元的评估体系，切实缓解学校和教师的应试压力，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无效作业，让作业真正回归巩固知识、启发思维的本义，而非机械的“刷题”与“打印”。
教育减负，从来不是让孩子的书包在学校变轻，却在家庭的打印机旁变重。或许，当我们不再局限于“谁该打印”的争论，而是共同思考“如何让学习更高效、更均衡”时，那些深夜还在工作的家庭打印机，才能真正安静下来。
执笔 汪雪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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