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东
当前，佛山正在大力弘扬“十大传统文化”，其中忠义文化备受瞩目。不仅因为佛山曾被敕封为忠义乡美名远扬，更因佛山数百年来的发展，与忠义文化的滋养密不可分。
说起忠义，普遍会想到关公的忠义仁勇、梁山人物的忠肝义胆。从狭义角度来看，忠义多笼统地指向忠君爱国、行侠仗义。但事实上，忠义具有非常广泛和深刻的文化内涵。
《说文解字》训“忠”，敬也，“尽心曰忠”。《左传》说：“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说文解字》训“义”，己之威仪也。指人的言行应该规范合宜。在传统典籍表述中，“忠”则更多地涵括在“义”之内。如《韩非子·解老》就言：“义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疏内外之分也。”
只不过，囿于传统认知，人们关注的忠义文化更偏向于杀身成仁、殉节蹈义，尤其是为保家卫国而捐躯赴难。正因此，从《晋书》开始，基本所有正史都设立忠义列传。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在人物志中也专列“忠义”，介绍了21位人物。有明正统年间梁广、冼灏通等“首倡大义”，组织乡民抗击黄萧养有功，被封为“忠义官”。他们虽无守土之责，但奋不顾身守卫家园。到清代则有梁遇春作为海防重镇碣石镇（今属陆丰市）的左营守备，为缉捕海盗船只触礁而不幸遇难。虽各自遭遇不同，却“同归于义”。而当这些“义”的行为最终被国家层面肯定，并给予“忠”的价值认可，就实现了忠和义的融通。
当然，忠义文化不只展现朝廷庙堂的“忠”，也彰显平凡世间的“义”。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在人物志中专列“义行”，共列44位人物，记载他们的义举善行。如左乾生为人重然诺，轻财贿。刘倬乐义好施。梁迪生与弟璧生同理银业，信义为商场重。阮国器生平轻财尚义。
“忠义”与“义行”并存，也恰恰说明，忠义文化在不同领域、不同场景下会激发不同的行为。这也就是研究者所称的：忠义具备“在国家为忠，在民间为义”的双重内涵。
忠义文化不仅浸染个人品行，也滋养城市发展。如《佛山镇论》所言，明清时期佛山“忠义著而货贝萃”“货贝萃而义不失”。虽然佛山人习于商贾，接近金钱利益，但能秉忠持义，“在市而无市心”。如此，推动佛山迎来工商繁荣。
今时今日，捐躯赴难之忠义，在个体的道德实践中是很少遇到的。但诸如诚信、善良等的忠义，就蕴藏在日常之中，人人皆可为之。这就需要关照当下时代，进一步发掘阐释忠义文化的现代价值。
通过梳理不难发现，忠义文化的价值内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十分契合且彼此交融的。就个体而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爱国要求报效祖国，敬业要求忠于职守，诚信要求信守承诺，友善要求善良友好。对应到忠义文化，爱国是忠于国家，讲的是人间大义。敬业是尽忠职守，讲的是职业道义。诚信是忠于承诺，讲的是人生信义。友善是忠于性情，讲的是心灵仁义。可以说，个体做到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则无疑是弘扬和践行了忠义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对忠义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抓住其文化精髓和核心要义，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大力弘扬和积极实践，从而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和城市文明水平，这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将大有裨益。
因而，在厘清忠义文化概念的基础上，要结合佛山实际，充分融入地方特色，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具体而言，可以从历史研究、遗产保护、宣传展示、交流传播等方面入手，充分激活忠义文化活力。
研究是保护和传承的前提，要充分挖掘梳理佛山忠义文化历史，尤其要加强忠义文化与城市精神、社会发展和个人品德等关系的深入研究，为后续利用提供全面支撑。遗产保护则要对有形和无形的忠义文化资源进行保护，如有形的水上关帝庙建筑、忠义流芳碑刻等，无形的如相关传说故事的口述记录等，使忠义文化传承有可依托的载体。宣传展示则要通过展览、书刊、影音、艺术等各种手段和形式，对忠义文化内涵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立体化呈现。交流传播则要利用现代媒体技术，在更广范围内开展忠义文化的交流互动、学术研讨和融合传播等，并积极通过更高平台进行借力传播。
总之，要坚持守正创新、古为今用，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发忠义文化活力，发挥其积极作用，共建向上向善、刚健朴实的城市文化，为佛山城市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作者单位：佛山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