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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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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悬浮”时代重建“附近”

日期: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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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04版:读书       上一篇    下一篇

  米需甜

  2020年7月,人类学者项飙与《单读》主编吴琦的对话录《把自己作为方法》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旋即引发广泛关注与持久讨论。该书五周年增订版于2026年7月面世。在新的现实处境中,两位对话者重新检视当年提出的解读框架,并继续追问:当世界变得更加不确定,我们还能如何将自己置于世界之中,又如何保持提问、判断和行动的能力?

  作为五年前的老读者,翻开增订版,仿佛也是对彼时自己的回应。初读如思想随笔,细品则是一本地图——不是标注了明确目的地的那种,而是教人在迷雾中辨认脚下土地的制图学。它不试图开出人生药方,而是提供一种看问题的方式,一种与困境共处的态度。

  项飙,温州人,1998年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牛津大学人类学博士,20余岁时即以《跨越边界的社区》记录北京“浙江村”的流动人口生态而奠定学术声名;吴琦则是《单读》主编,一位始终在场的问题猎手。两人以对话为舟,将学术的艰深摆渡到日常岸边。全书跨越三年,辗转北京、牛津与温州三地,从“浙江村”谈到全球秩序,从“乡绅传统”论及社交媒体时代的公共性危机。这种对话形态在当下的公共空间中尤为稀缺。它不是表演性的知识炫耀,而是一种有机的、生长中的思想过程。

  项飙在书中反复提及“悬浮”这个概念。在今天,人们一心奔向结论,奔向情绪性的抒发与感慨,却忽视了凡事都有一个具体劳动、结果难测的过程。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权利在社会的分化中受益,也都想着比别人快一步半步,害怕被甩在后面,形成一种强烈的末班车心理——每一个从身边闪过的机会都可能是最后一个机会。于是,人成了被抛离地面的存在,双脚离地,心悬半空。

  “悬浮”的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催生了极端保守的新家庭主义——既然当下的行为本身不能产生意义,家里那点事儿便成了人生唯一的意义寄托,结婚、生子、买房被窄化为生活的全部。另一方面,这种保守主义的对立面是激进——因为多样而矛盾的经历难以厘清,于是觉得需要剧烈的变化。两者看似对立,实则共享同一种根源:对具体生活的疏离,对“附近”的丧失。

  《把自己作为方法》正是针对这种悬浮状态开出的一剂药方。项飙说:“你一定要带入你个人的经验,否则其他东西都是飘着的。理解世界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这不是要人沉溺于自恋式的自我咀嚼,而是要把个人经验问题化——把“不满意”作为起点,把抱怨体制、抱怨童年的情绪,转化为对体制、对童年、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结构性追问。

  书中最为人称道的概念,大概是“乡绅”。项飙坦言,他对乡绅的兴趣并非来自对前现代的怀旧,而是来自对当下知识生产方式的焦虑。他发现,中国大量地方院校的老师“对自己身边的生活兴趣很小,看一下学术期刊上写什么文章,就往上套,主要目的是进入那个话语体系,而不是观察身边的世界”。这种“悬浮”的学术,生产的是没有根的知识。

  乡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自己所在地方的那个小宇宙有一种自洽”,这种自洽不是封闭,而是“每个地方都是一个小的中心,是汇集的地方,像一个穴位,贯通全身”。乡绅要把自己那个村的情况摸得很熟,能够形成一个叙述,这个叙述要反映事实,而且要说给内部的人听。他一方面很细致、很实证,另一方面又很注意总体的结构。更重要的是,乡绅与大体制不完全一致,有一定的距离,但能够与大体制进行沟通和迂回,利用大体制,对大体制有解读,有自己的说法。

  项飙强调,今天的小世界不是自足的,是建构出来的,没有一个物质的边界。正是因为建构,原则就变得很重要——给自己造一个小世界,就要给它定义:干什么,原则是什么,为什么服务。这就回到了立场问题:乡绅是一个社会性的立场,你要做事,要和一群人合作,形成共同利益,再从这个立场出发看世界。

  这种立场对当下的知识分子尤为切中要害。项飙尖锐地指出,边缘的人要进入中心的欲望特别强,这当然会让人发挥很大的能动性,但造成各种扭曲。一旦进入中心之后,很多人就变质腐败,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是谁想清楚,存在就是为了进入中心,把生他养他的土地、和周边人的关系都放弃了,变成没有原则的人。人生活中的原则不是靠抽象理念来维持的,而是靠具体的社会关系。如果跟周边的人、生活的世界关系不清楚,就会变成机会主义者,其他人都成了利用工具。

  项飙的学术成名作是对北京“浙江村”的田野调查。在那项研究中,他已经展现出一种独特的“附近感”——不是站在高处俯瞰流动人口,而是真正进入他们的亲属网络、经济逻辑和日常生活。在《把自己作为方法》中,这种“附近感”被提炼为一种方法论: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生活的小世界发生兴趣,有意识地用自己的语言把自己的生活讲出来,做一个独立的叙述——也不用分析,就是叙述。

  “附近”的概念在今天显得尤为珍贵。当外卖软件可以精确到分钟地送达一餐饭,当社交媒体让我们对千里之外的事情了如指掌,我们反而对楼下修鞋匠的生计、小区保安的轮班制度、菜市场摊主的家庭结构一无所知。项飙提醒我们,这种对“附近”的丧失,不仅是一种生活经验的贫瘠,更是一种公共能力的退化。因为“附近”是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缓冲地带,是培育信任、建立认同、形成公共性的土壤。

  书中最令人警醒的细节之一是,项飙问年轻人,能不能讲清楚自己班级、公司的基本权力结构、主导意识、每个人的动机分类?大部分人讲不出来。“能叙述清楚身边小世界的运转,已经很了不起。”这句话如冷水浇头——我们每天活在其中,却从未真正“看见”它。项飙的回答是:重要的是自己每天的生活方式、选择、取向,一定要形成某种声音。这个声音可能很小,但只要是从自己立足的小世界出发,去看大体制,有距离、独立地看,而不是简单地抗拒,那么这种声音就具有真实的力量。

  《把自己作为方法》不是一本提供答案的书,而是一本展示“思考姿势”的书。它以谈话为载体,以人类学为中介,以乡绅为思想资源,以自我为方法,构筑了一条从个体经验通向世界理解的思想路径。它示范了一个不知疲倦的思维进程,以及对沿途问题有狩猎般的决心和精确。

  项飙在书中说,真正的英雄不是改变世界,而是改变自己生活的每一天。这句话不是退让,而是一种更为坚韧的介入。当“中心”成为吞噬一切的漩涡,当“全球”成为压垮个体的巨石,回到“附近”,把自己作为方法,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诚实的抵抗。因为只有在附近,在具体的人与事之间,在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之中,我们才能找到那个可以站稳脚跟的小世界,才能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

  合上书,项飙的话像一道细密的裂纹,让光透了进来:不要怕边缘,或者知识不够,把自己的不够、天真真实地体现出来,就会很可爱,不要装腔作势。这大概就是“把自己作为方法”最朴素的含义——不是把自己神化为中心,而是把自己诚实地当作一个起点,从那里出发,走向他人,走向附近,走向一个更宽阔的世界。